肥美时代

　　六七岁的时天生两大特点已经很明显。一是少白头，二是胖。

　　那时的少白头叫“参白头”。参白头不美，而且是医学难题。但肥胖在四十年前却是好事，被说者听后多会得意洋洋。

　　在老家跟奶奶外出，相熟的人打完招呼多会加上几句：你看你家三，胖乎乎的，多好。潍县城的人就是享福。奶奶马上笑笑说：这孩子能吃，吃的奇多。我听了多是有脸似的紧拉奶奶的手斜着身子一只脚离地叫着：快走。

　　爷爷也经常摸着我的头喜悦着说：这孩子能吃就长不矮，尖头顶。

　　从小我就记得我在人群里是一个不瘦的人。但得意了没几年，胖就成了负担，肥就成了缺陷。而最可怕的是后来我发展成在人群里看上去是很胖的人了。

零乱的色

　　小时候还玩一种叫“打王八”的游戏。

　　五六个小孩子凑在一起，用大小不同的砖块立在地上，前方中央是“王八”，两边各立一块叫“侩子手”，后边则是“打手”，“判官”，“军师”，“县官”和“看客”。在划出一定的范围距离后几个孩子轮番用石块向目标投去。先打的准头又高的孩子多打在远处的但却是最大的“县官”，把握不大的孩子多打近的“打手”和“侩子手”等人物，最后剩下的孩子只好把自己打成“王八”。这其实就是根据自己实力选择社会角色的过程，也就是人生最初的定位。当所有角色选好之后，县官会大喝一声道：侩子手。“有”，两个侩子手齐声回道。逮起王八来扭一扭。侩子手一边一个抓住王八的胳膊来回晃几下，算是一个惊吓。然后县官和军师等人开始商量着给“王八”定罪。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每到此时，我总是有一万个理由翻案，但游戏规则如此也只好任他们去。还好我演的很认真，而且戏刚刚开始，一场一场的好戏还在后头。

　　小时候在老家对甜食十分向往，糖块是过年才有的点心。因此，玉米秸秆和高粱杆常常被用来当做甘蔗食用，但还有一种叫做“茅根”的根茎植物是甜的，冬天闲时常常去挖来解馋。

　　村西外有一道围子墙看上去十分古老，是旧时村与村的防卫墙，上面杂草丛生裂痕斑斑处处虫洞写满委屈。冬天是茅根的成熟季节，如果从地面上找到它枯黄的尖尖的微卷的叶子，下面必是长长的一节节的白白的甜甜的带着细细茅根的根茎。从外面把土刨开就能看到它生在土里的立体剖面图，小心的如挖人参般取它出来，马上用手撸撸两把，回身斜躺在围子墙上迎着太阳把茅根塞到嘴里用力嚼了又嚼吸了又吸。只是厚厚的围子墙越来越薄到最后就没有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是不是晚了点，为了一点甜头不会是我破坏了历史吧。

　　生产队时期每逢过年队里都要自己杀猪分猪肉。

　　先选定村里几户猪养得又肥又大的人家说好，从外村请来一个屠夫，叫上几个年轻力壮的本村人，再烧开一大锅热水，闲人们围一个大半圈在案子边上时就开杀了。

　　首先把猪的四腿两两绑好抬到案子上，屠夫双臂高举一粗大木棍全力猛轮向着猪头的大耳根砸去。砸的准，猪一声不吭就晕了。砸的不准，猪就撕心裂肺的狂叫，众人一片呼声，屠夫就没面子的再砸一下。然后这屠夫马上拾起尖刀找准猪的咽部狠劲刺下去，多是手的拇指也进去半边，再猛地抽出刀来，地上放一大脸盆，一会儿猪血就满了。众人多是又一片呼声，据说杀猪时猛敲它一大棍的目的是让猪的心脏提到嗓子眼好让刺进的刀捅到心脏上。我想这大概是早期的人道主义在农村到具体实践吧。接下来就是除毛，扒皮，开膛，剔骨，分割。这些活下手帮忙的人就多起来了。最有意思的是扒皮，先在猪腿前部捅一眼，然后向里吹气，等死猪鼓起来皮就好扒了。最恶心的是弄死猪的下水，这活没人干。不过，一套猪下水就是屠夫的报酬。

　　猪肉是按每户的人数分而且肥瘦搭配好。如果有人家今年分的猪肉瘦一些就有大意见，那年代油水少都想要点肥的肉吃。

　　爷爷有一个小锡酒壶。每逢有点可口的酒菜时爷爷也是喝一点小酒的，爷爷先把散酒装进锡酒壶里，再倒满一小酒盅，撕一小块月份牌纸放在小酒盅里露一尖尖用火点着，纸着了酒也着了，用手拿小酒壶在蓝色的火上燎酒，等锡壶里的酒发出响声，把酒壶往着火的酒盅上一蹲，再把小纸片扔掉，再把酒盅里的烫酒倒进酒壶里一掺，热呼呼的小酒就开喝了。爷爷没有喝醉过。可口的酒菜也不常有因而也不常喝酒。

　　大姑家的小表姐放假时也来住姥姥家。记得有一年暑假小表姐来时她穿一大花裤衩子上穿一无袖衫。她躺在炕上假装睡觉，我则假装偷偷开门后伸手慢慢去退她的大裤衩玩。但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何总是在我刚退到肚脐时小表姐就醒了并一把连同我的手一起抓住，然后就开始新一轮的假装游戏。为何不猛地来一下，不会吗，真不会。

　　年节时我也有去姥爷家小住。舅家有四个女儿，大表妹经常拽住我一起玩。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来呀，来啦呱。倒是现在多不见面了，见了也不再啦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