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洪毅

眼下艺术理论界从事的学术方向大多侧重于两个方向，其一是对历史知识的梳理、发掘、归纳，其二是对存世历代作品和当代作品进行注解、诠释。无论从哪个方向讲，学术研究总带给人一种事后诸葛的感觉，好像理论家只能充当解读艺术的配角。而且时下高产的学术论文还存在大规模引经据典、术语堆砌、倒腾现成知识的问题，总让人觉得所谓学术成果不过是对过去知识的重新拼凑和注解而已。

现代汉语中“学术”一词的含义是指专门的系统性知识，而学术成果则是指通过对某一专门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取得独创意义上的成绩，对原有知识体系作出突破性发展贡献。广义上讲，对历史上积累下的现成知识进行梳理和转述、对已被创作出来的作品进行解读的确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这些只应该是基础性和低层次的知识整理工作，很难从中取得开拓性的成果。如果理论家们全都停在过去式思维方式上，只能看到曾经的历史，无法展望未来，就不能为艺术和文化事业进步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所以，艺术理论家更应该着重的学术方向，是去发展和构建新的知识系统，为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指引和启示，而不是全都跟在艺术家后面亦步亦趋。

放眼全球，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艺术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家，并非专业的学者和美术史论家，而是那些走在时代前沿、提出全新知识体系的哲学家们。西方历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再到尼采，东方历史上，从老庄到惠能，再到王阳明，这些先哲们留下的思想理论对艺术创作带来的启示，比任何专业艺术理论家都更深远。就现当代艺术而言，对二十世纪全球艺术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论家仍然不是那些专业的批评家或史论家，而是像弗洛伊德、荣格这样的心理学家。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建立起的知识系统，远不在于心理学专业领域，而是可以包括一切人文科学之本，艺术和美学当然不能例外。艺术家们正是通过这种以往不曾有的全新知识获得启示与引导，打开开拓与创新之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现当代艺术语言与表现形式。

当然，并非说艺术理论家们都应该先去做哲学家或心理学家，上面的例证只是为了说明学术与理论研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对原有知识系统进行发展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任何创建性工作都应是建立在原有和传统知识之上，研究过程中适当引用经典和参考历史材料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就大量引用古希腊神话故事进行论证，而荣格走得更远，跑到古老东方神秘主义源流中去寻找灵感。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转述或解读那些古老神话，而是借此论证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艺术理论家们从事研究时，常常掉入为“学术”而学术的陷阱中，好像他们只能担当起面向过去的转述和诠释的工作，完全不考虑艺术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创作领域，艺术家和理论家分担不同的职责。如果艺术家的任务是面向未来的创造与探索的话，理论家们又怎么能甘当追随其后的配角呢？个人认为，理论家们如果真有志于学术事业，就应该走在艺术家的前面，去探索人类未来将面临的精神世界。现成知识和历史文化沉淀，只是学术探索的起点和基础，而不是全部。那些注解、梳理性的工作，只是一个普通文化工作者的日常事务，并非理论家们的学术前沿阵地；那些广告文案或产品说明书般的术语阐释，和为市场挖掘潜力作品的事务，同样只能算一般性文化推广工作，更不能将其当成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否则就是丢了西瓜捡拾芝麻。艺术理论家们真正的责任，应是为艺术创作指向导航，而非沦为其仆从。

今日中国艺术面临的困境，并不只是艺术家创作上的疲软，根本原因还在于知识体系上的陈旧。无论是深厚的传统东方文化沉淀，还是从西方诸国学习而来的系统知识，如果不能在当下本土文化语境中得以升华和转化，发展出具有时代前瞻意义的全新知识系统，就无法跟上当今社会经济、科学领域高速发展的节奏。]

本文发表于 2018年5月13日《中国文化报 》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