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报标题：《真的需要“教父”？》

杜洪毅/文

让人搞不明白的是，中国艺术界怎么就生搬硬套的弄出了个“艺术教父”。即便这教父之名是洋人封的，但最终拿来传播、发酵、追捧的还是国人。虽然，近些年基督教会在大陆地区的传教事业搞得风风火火，但毕竟还是无法替代我们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可教会做不到的事，艺术界却抢先一步完成了，提前成功将基督文化大使——“教父”请进国门。

教父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小孩子接受洗礼时，按教义选定、除父母之外第二监护人、保护人。大概是因为过去科学不够发达，儿童成长过程中死亡率太高，故为孩子寻找一个教父，以便更好保护其成长（即便是出于象征意义）。其二是指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最典型的代表是圣奥古斯丁。这些人将古希腊哲学引入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用以弥补圣经在哲学上的苍白，为教会地位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倍受当时和后世信徒尊重。除此之外，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教父一词还被指称黑帮头目，变成一种非法权力象征，当然这也是与基督教文化背景脱不了干系的。

中国艺术界的“教父”，似乎与基督徒为小孩子找的保护人关系不大，更像是在模仿圣奥古斯丁那样的教父哲学家，或者黑帮老大那种不被法律认可的权势地位。可是，艺术并非宗教，也非黑道，即便西方艺术与神学关系密切，我们东方主流艺术却从来都只属于世俗社会。如此般，装模作样的弄出个“教父”出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艺术教父”主导艺术界这些年，盲目移植西方现当代艺术表面模式，让中国文化陷入新的文化殖民危机中，民族的、本土原创的东西几乎快丢失光了。

有幸被封为“艺术教父”的人，最大成就不过是套用洋人思维模式，利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把几个画画人吹捧成名成家。其实这些人的作品原本就不怎样，只不过是以投机取巧方式进行商业化操作才被抬上市场高位。由此看，“教父”之所以能成为“教父”，是在金钱铺路的前提下，掺和于意识形态对立之便利取得的，与艺术无关，与文化无关。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审视析，“艺术教父”只是商业推手、炒家的代名词罢了！

“艺术教父”所奉行的哲学，无非是几句老掉牙的“人人都是艺家”、“生活就是艺术”。这种个别西方人的观点，在剥离其原来文化背景的情况下，被肆意吹捧曲解，奉为一脚踏进“当代艺术”圈的金科玉律。于是，便有无数盲目轻信的少年人，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砸进所谓的“新艺术”中来。可现实是残酷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回避最终被摔得粉身碎骨的现实。  

除了移植西方拿来主义式的教条理论外，也没见“艺术教父”创造出什么属于自己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体系来，所出版的著作，只是随便拿几篇文章拼凑起来算数，与一般学究式“学术”文章没什么两样。或许有人会说，西方那些教父哲学家不也是在借用希腊哲学吗？其实很不同，早期神学家们并没有直接套用希腊哲学，只是在他们本身拥有良好希腊文化修养的此基础上，构建起系统的基督教神学（或者说哲学）理论。而我们的“艺术教父”，对西方文化、西方艺术思想大概也只懂点皮毛，不明其精髓所在，故最终就只能以褊狭的教义（理论说教）向其门徒（艺术青年）传播福音了。

中国社会自古就尊重圣人、贤人的传统，却从来不需要个“教父”式的权威来布道。即便是寺庙里的得道高僧，也得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怀，才能赢得信任。历代文人学者、精神领袖，从不会靠吹捧出几个画作卖高价的艺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当今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艺术教父”，一方面原因是由于过多的商业操作，另一方面是文化自信的缺失。“艺术教父”所代表的一切，其实就是对西方文化肤浅、盲目的模仿移植，对金钱利益毫无节制的顶礼膜拜！。

说真的，中国艺术界、文化界，根本就不需要西方式的教父。目前，我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输于西方强国。在此背景下，还要在文化俯首称臣，且不是开历史之倒车了么？

我们最所需要的，是能引领中国民族艺术前进的理论家、思想家，而不是盲从西方理念的“艺术教父”。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的发展自身优势文化，努力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而不是踩着别人脚印亦步亦趋的追随其后！

（本文2018年1月16日发表于《书法报·书画天地》，见报文章有删节。观点只针对现象，而非具体某人。硬要对号入座，作者也不勉强。若有触犯，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