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的某一阶级是统治阶级，就是说国家各个方面的控制权集中在这个阶级手里，这也就意味着承认美国事实上存在着权力的集中或独裁，虽然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少争论。在美国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称作“多元化政治”，它认为，应当把美国的权力看作是分散的、多元化的，无垄断的。它把美国的重大决策描写成是各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被称为“精英政治”，它认为美国社会是由上层的少数人控制的，权力集中在利益和背景一致的少数“权力精英”手中。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权力精英”所代表的就是美国的各大利益集团，尤其是军火集团的利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除去扼制中国的作用外，就在于台湾当局会用大笔金钱来购买美国的过时武器。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主张第一种观点，即美国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社会，而不是由某个集团操纵控制的社会。他认为美国存在很多权力中心，其中没有一个其权力至高无上。

    但是，对“多元化政治”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达尔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少数人是在暗地里行事或操纵。那些拿来讨论的问题也许在讨论之前就已由少数人拿定了主意，讨论、表决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提出“权力精英”这一概念，并在1956年著有《权力精英》一书的赖特·米尔斯的看法与达尔正相反，他是“精英政治”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美国不再有什么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互不相关的权力中心。相反，军界的、政界的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早已狼狈为奸结成一伙。他们的共同利益需要他们把各方面的大权垄断在自己手中。这些人便是“权力精英”。“权力精英由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员组成。” 

    米尔斯虽然论证了权力的集中，但他并没有把权力精英同上层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批评者看来，“权力精英”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同上层阶级有密切的联系。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他1969年出版的《富豪与超级富豪》一书中说：“米尔斯所说的美国政治精英充其量是美国大财阀的僚属谋士，说得客气一点，甚至可以把他们看作是这些大财阀雇佣的勤杂工、办事员、听差和宠臣之类。”

    多姆霍夫也强调上层阶级（它是资产阶级的权势集团）是真正的统治阶级，认为它是通过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来体现的。这些组织和机构接受上层阶级人物的资助和指挥，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办事以保护和提高他们本阶级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 他还认为，上层阶级不仅控制了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如大公司、基金会和私人学校，还控制了政治过程。上层阶级本身是政府机构的主要任职者，他们确定问题，形成政策建议，制定政府政策。此外，上层阶级的成员也加入许多重要的基金会、协会、委员会和机构，它们是“一些城堡，在其中形成了舆论，从它们之中产生了自然的领导。”而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以上层阶级的名义工作，它是上层阶级的“操作臂”。 

    关于上层阶级和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多姆霍夫是这样说的：“上层阶级中的领导人不靠单独活动来控制政治过程。他们有雇员、公司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官员、法律事务所和基金会以及协会成员的帮助，这些机构被上层阶级的成员所控制。这些上层阶级领导人及其高级顾员构成了权力精英。我把权力精英定义为上层阶级中积极的、工作的成员和由上层阶级成员所控制的机构中的雇员。权力精英扎根于并服务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利益。它是上层阶级的操作臂。它的功能是维持并管理社会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以这样一种方式管理，以使它为大商人及其后裔的一小部分上层阶级生产令人惊叹的财富比例。”

    多姆霍夫还断言，“美国的统治权是由权贵层来行使的，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领导集团。不管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种种混乱以及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的老是跟着我们的经济危机，美国仍然有一个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其成员握有全部私人财富和２０％至２５％，全部私人股票的４５％至５０％。从法人社团到联邦政府，他们登上了正规权力的宝座。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从税收结构的性质一直到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法等这样一些重要领域内阻止改革——经常是得大于失。”

    那些认为上层阶级或财产阶级的成员也是统治阶级的人一般认为他们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统治：(1)直接占据政府、行政和政治、司法部门的关键位置；(2)有权雇佣或解雇占据这些位置的人；(3)为维持保护他们的政治机器解囊出资。此外，广泛的制度系统通过上层阶级或以他们的名义来支持统治和使其合法化。 

    大公司以许多方式主动地影响政治过程，最明显的莫过于拥有大批成员的公司行动委员会，它向所选中的政治候选人提供大量捐款。公司的领导人还同法人的领导人一起资助并指挥着一张由免税基金会、政策讨论集团、智囊团和其他组织结成的网，它们制定各种可资选择的政策，并企图制造社会和政策气候。这些集团的领导人连同那些活跃在法人社团的高级职位上的男男女女，是整个上层阶级的领导集团，也即权力中坚的核心。

    在这些基金会和委员会中，可以举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前者声称：“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于达成制定国内或国际政策的一致意见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后者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共政策，并鼓励其人员担任和退出政府高级职位。 

    至于上层阶级家庭成员暗中参与政治的事例，可以在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身上明显地看到。关于这一家族的佚事和参与的阴谋在美国几乎尽人皆知。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在共和党内进行政治拉拢，他曾对监狱暴动和凶杀负有责任；其兄弟戴维·洛克菲勒1979年冬卷入了把伊朗国王带回美国的事件，这一事件又引发了伊朗扣压美国人质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又是这个戴维飞往许多拉美国家，向它们的政府保证，在新的里根政府期间对人权的考虑对有利可图的贸易并不构成障碍。这些事例说明，纵然财产只具有在舆论允许的范围内形成权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却没有大的障碍。 

    195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的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美国大资产家的心声：“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虽然在参议院的一个有关委员会讨论批准威尔逊的任命时，他证明他只是说过“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７．８％，这本身已经说明了，美国的权钱归结比任何国家都具有典型性。

    总的来说，现在在美国，虽然所有者阶级的政治权力表面上已经明显地小于过去，但由于除了直接任职之外，这些人乐于并且有能力为那些竞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资助，他们在政治领域里保持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他们通过在政府中的代理人，保护着真正的政治权力。不仅如此，还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当代国家在干预经济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财产所有者阶级个人对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可能被削弱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贿赂或其他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使政府采取同他们利益一致的减税、补贴、预算、货币的升值或贬值的政策，使那些管理国家的人采取同资本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普朗查斯的话说得不错：统治阶级仍然直接参加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政府、政府的上层人员或国家行政部门的首脑），虽然现在的形式较之过去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