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诋毁鲁迅都没有能得逞，无可奈何下，只好扎鸡毛凑掸子，在文法上挑毛病。不客气地说，文多必有错，若鲁迅一点文法错误不犯，那确实是神人，但鲁迅不是神，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找出点毛病来一点也不奇怪。鲁迅作为中国白话文的开拓者之一，从来没有承认他的文章是白话文的典范，如李敖一样自吹“五百年”无人能及。过去确实听说过有人赞美鲁迅的文字字字珠玑，那太夸张，不符合实际。不过，研究鲁迅的文字同故意挑毛病还是不同的，研究鲁迅的文法缺陷起码要用历史的眼光，离开历史条件来研究鲁迅的修辞和文法是不客观的，自然其用心也是可疑的。

    李敖在有话说中说：“鲁迅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一个’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从高明的修辞学眼光看起来，是多余的，这个句子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人’就好了嘛，何必把自己说成一个呢？譬如说鲁迅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一个’这两个字有必要吗？好像美丽可爱的贵妇就好了，何必说一个呢？像这个文字你看鲁迅写的——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这什么鬼话，你看得懂吗？——谎话当然也是一个空虚，这什么话？不通，完全不通。”

    这段议论非常滑稽。第一，所谓“高明的修辞学”是个什么东西，中国人谁看见了？由谁来界定？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李敖在自己的井底当然可以欣赏自己的“高明的修辞学”，但要学术界承认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第二，汉语作为语言学中的典型孤立语，字词无法用本身的变化来体现语法功能，而必须靠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及介词、助词等附属词汇来体现其语法功能。就以名词所表达的数量来说，印欧语系很容易用词尾的变化来区别单数和复数，而汉字单词却无此功能。一般需要附加定语或助词，使用“一个”、“许多”这样的定语成分是解决单词的数的属性的常用手段。李敖举例的鲁迅的几句话，都用了“一个”来确定所表达的单数意义，无论从“高级”或“低级”修辞学的角度看，都没有错误。“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意义清楚，只指鲁迅本人，不包括其他。而“我是爱读杂文的人”就隐含着“我”只是爱读杂文的人中的其中之一。因为汉字“人”的数量属性不确定，例如中国人就指的是一个群体，不是单个人，所以汉字“人”一般只能模糊的被看作单数，所以用“人们”能确实的表达人的复数。在人的前面加“一个”，就能确指为单数，李敖的“高明的修辞学”不懂得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其破绽是显而易见的。

    李敖在文章中也常有用“一个”来强调单数的句子，如“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刘基是一个反对迷信的人”，“无论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等语句。从“高明的修辞学眼光看来”，当然也可以分别改为“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反对‘妖妄’的人”，“刘基是反对迷信的人”，“无论如何，胡先生是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张永亭是‘兵油子’”。

    李敖嘲笑鲁迅乱用“们”字，也值得研究。鲁迅尝试用“们”字来解决汉字名词的复数问题，虽然未必是最佳方案，但不失为大胆尝试，把用在指代人类的一个复数助词“们”，从“侠客们”、“勇士们”、“教授或者学者们”推广到动物或非生物名词中，如“猫们”、“苍蝇们”、“蜜蜂们”、“树木们”、“煤块们”，人们一看就懂，虽然有拟人化的嫌疑，但复数的意义非常明确，未见如何“怪异”，相反，到是启示人们，这可能是解决汉字名词无法简便组成复数的一种尝试。鲁迅作为使用白话文的先驱者，即使有过不成功的尝试，难道怪异吗？或者说可笑吗？人的祖先一身毛，不穿衣服，李敖现在身上的毛少多了，短多了，可以穿上阔气的西装，但有理由嘲笑古老的人猿一身长毛一丝不挂吗？

    李敖在对待胡适和鲁迅时，常采用双重标准，比如同样拿国民党的“干薪”，在鲁迅就是耻辱，在胡适那里就是光荣，而在蒋介石那里就都是必须拉拢的文化名人，可知，李敖的见识还在蒋介石之下。这次在“一个”这一修辞问题上同样是双重标准，鲁迅用了就成了“多余的”、“什么鬼话”，李敖用了就是“五百年”中白话文的“第一、第二、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