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先生对台独的批判是很深刻的，但最近他对简化汉字所提出独到见解，愚狐认为值得研究。鲁迅先生曾尖锐地指出，写汉字就是画画，很麻烦，因此他主张彻底用拼音化来取代汉字，以利于文化交流，甚至说出了不是汉字埋葬中国就是中国埋葬汉字的文字和国家势不两立的观点。鲁迅所主张的汉字拼音化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不无道理，建国以来，国家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对于汉字拼音化进行探索。然而，试点的结果，这一方案不能取代汉字的功能，所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发，还是从简化汉字入手来进行汉字的文字改革。在汉字圈的国家中，越南和南北朝鲜都用拼音化文字取代了汉字，结果给自己吃了不少苦头，中国和日本没有取缔汉字，而是从简化汉字入手进行文字改革，效果是成功的。

    实际上自古以来，汉字的文字改革从来没有停顿过，从钟鼎文、甲古文、小篆、隶书、楷书到现代的汉字，汉字一直走着从繁到简的过程。汉字发展到近代，尽管走了几千年的路，仍然不能算完美无缺，世界上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比之秦始皇的“书同文”的历史功绩还要大，这不是夸张，因为这工作首先是从劳动者中扫除文盲和普及文化知识出发的，因而是深受群众支持的。

    195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采用了个体简化和类推简化两种简化方式，对516个繁体字和64个繁体偏旁进行了简化。1964年，《简化字总表》正式发表。1986年，经过个别调整而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235个。简体字已作为规范汉字在中国大陆和部分海外华人中广泛使用，说明其生命力之强大，已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李敖先生虽然是杰出的大学者，可是饱汉不知道饿汉饥，体会不到山村儿童读书的艰难，自然也就享受不到简化汉字带来的便利。

    在56版的《汉字简化方案》中，许多简化汉字是早就在群众中流传的，就像当初隶书在底层流传而小篆是规范文字一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字也是人民创造的，政府即使不进行文字改革，群众仍然继续他们的文字简化。政府与其无所作为，不如因势利导，把简化汉字规范化，既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又使语言文字规范化，这一政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孤立地批评简化汉字工作，从立论的角度看就是偏颇的。

    中央政府的简化汉字工作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华国锋时代的第二批简化汉字的匆忙出台就显得冒失，有些字怪模怪样，群众不大习惯，辉山兰狐个人戏称为“华国锋简化字”，好在这一批简化字后来被取消了。

    不仅中国人在简化汉字，使用汉字的日本人简化汉字的积极性不比中国人差多少，这说明，繁体汉字的不方便对别的民族也一样。日本人早就使用了“假名”，理论上假名可以取代所有的日本汉字，可是由于同音字太多，完全用假名交流思想很容易产生歧义，只好汉字假名混合使用。假名实质上也是简化了的汉字，其作用只不过把常用汉字数量大大缩小而已，在日本，常用的汉字也就2000多个。

    汉字的规范化不仅仅是简化，还有一个归并异体字的问题，经过规范后的常用汉字只有5000多个，这对于日常和生活就足够用了（读古籍令当别论），比《康熙字典》收集的四万多汉字少得多，这毫无疑问方便了文字的普及。中国在扫盲时期，普通劳动者认识1500个汉字就能基本读懂报纸和书信，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李敖先生认为繁体汉字好的主要理由是，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出现使汉字笔划繁琐的缺陷化为乌有，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电脑在大陆已经很普及了，电脑仍然无法代替钢笔。愚狐的朋友胡图所在的公司传统上叫做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电脑已经普及到人手一台，但真正用电脑输入汉字来代替钢笔和稿纸的唯胡图区区一人而已，因为用写作糊口的人多半不能熟练地使用电脑汉字输入法，而能熟练使用电脑汉字输入法的人的写作能力又很低（如打字员）。这样由高学历的人组成的群体普及了电脑后尚且如此，在社会上用电脑完全取代书写，还不知道是不是能实现。更何况，从整个社会来说，有条件使用电脑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就是大陆和港澳台的所有政府公务人员、人民代表（议员）中，恐怕能使用电脑熟练输入汉字的仍然是少数。所以说，尽管电脑输入汉字彻底克服了汉字笔划障碍，消除了鲁迅先生对于汉字误国的疑虑，但是在可见的将来，钢笔和笔记本（稿纸）仍然是海内外所有华人的首选文字交流工具。胡图在出版社交稿时，只提交软盘，本人节省了稿纸费用，出版过程不用输入汉字，可说是皆大欢喜，出版社高兴，印刷厂也高兴，但即使在那里，多数人还是交出厚厚的一堆稿纸，而且他们多半都是较年轻的人，都经过了学校的电脑使用训练。可见用电脑输入来取代文字书写，远比想象中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