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说:“《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的是老鼠。请问这种句子不觉得很怪吗?什么叫鹰的捕雀?什么叫做猫的捕鼠?我们再看: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你看得懂吗?这什么鬼话,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这是鲁迅的文章啊!你们所佩服的鲁迅的文章。”
看不出这是“什么鬼话”,而且一眼就能看懂,至于文法方面,“猫的捕鼠”、“鹰的捕雀”、“破落户的颓唐”,确实不是规范的现代汉语,捕鼠、捕雀虽然都是双音节词汇,但却是动宾结构,一般不适合在前面加名词性定语,除非在模拟日本鬼子说话的台词中出现,比如,“贵宾的吃饭”,“女士的跳舞”,由于这是日本鬼子的语言,所以,可以说是“鬼话”。然而在初期的白话文时代,白话文中残留着许多文言语法结构,就不能用“鬼话”二字给以贬斥,因为“猫的捕鼠”、“鹰的捕雀”、“破落户的颓唐”改为“猫之捕鼠”、“鹰之捕雀”、“破落户之颓唐”就是标准的汉语文言语法结构。除了具有李敖这样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的心态外,人人都很容易明白鲁迅在说什么,而且说的是人话,不是鬼话。由于理解了白话文开拓者们没有完全脱离时代的束缚,还使用着某些半文半白的语句,后来者不会弱智到学鲁迅而囫囵吞枣,连枣核都不吐。当代人写文章可以学鲁迅的风骨,却很少有人特意学鲁迅的不足。到是李敖的文字中常犯鲁迅病,比如上次狐说中说过的“一个”的用法。
李敖已经是当代人了,可是,看他的作品,之乎者也的“什么鬼话”,却很容易在其文章中见到,如“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干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人说幻是幻,我说幻是真。若幻原是假,真应与幻分。但真不分幻,幻是真之根。真里失其幻,岂能现肉身?肉身士(?)不现,何来两相亲?真若不是幻,也不成其真。真幻原一体,絮果即兰因。”从现代汉语的“修辞学”看来,这诗实在是语法结构混乱的字句,若按古汉语看来,又是格律不规整的文言诗,总而言之,非驴非马,只能是个骡子。当然若不是故意挑剔,骡子也不错。
现在举几个李敖著作中不通顺的语句,也算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自由、民主都这样小家子气处理,其去真正自由、民主,远矣!”“都这样小家子气处理”缺辅助成分,“其去真正自由、民主,远矣!”不是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
“台湾的老百姓以倒悬為乐,他们是那样吃得消国民党!”后一句话是病句,应改为“对国民党,他们是那样吃得消!”
“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越来越木乃伊”,“越来越……”是一种短语结构,最后一词多为比较性形容词或趋势性词句,如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像样,越来越不成气等,但无论如何不可直接用名词,木乃伊是个纯粹的名词,不能直接用在这种结构上,若改成“越来越像木乃伊”,就完整了。
“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市井小民在男女情变或婚姻破裂时候,最容易犯缺乏节制的‘尽’字,最后经常是和平开始、战争结束,‘赶尽杀绝’,一切反目相向,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这是‘俗情’标准”。“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与“猫的捕鼠”、“鹰的捕雀”异曲同工,都是半文半白的语法结构。
“……但对我来说,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其中“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为病句。
“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这是病句,在叙述中偷换主语,前面的主语是“他”,后面的主语是“我”或者“我们”或“读者”, 修改后应为“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我们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刘安又自杀”后面缺“了”字,“了”字既表示过去时,又表示动作完成了,万万不能省略。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从逻辑上说,反对的应是辞赋,而从语法上说,反对的对象不明确。
“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整个句子逻辑主体和主语都不明确,是小学生水平,若让语文老师给以改正,则应改为“(我)一开始肚子痛,家里人以为(这)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肚子),结果愈敷愈严重,(腹腔中的)(脓包破)开了,成了腹膜炎。”其中括号中的文字为应改正和添加的词汇。
若用上一年时间找五百年一遇的文学大师李敖的文字缺陷,也可以凑成几十万字的著作,同李敖一同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