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先生在第264期节目中说：“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试验，极左的，极右的大试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谈社会主义，因为谈社会主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分配的贫富不均，可是社会主义即使均了又怎么样？均了以后，大家都穷，或者说大家都陷入不自由，奴役状态。”他的这一说法不那么对，至少不准确。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试验”，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平均主义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让“大家都穷，或者说大家都陷入不自由，奴役状态”，那更不是社会主义。

     李敖在节目中点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指名的点了斯大林，他们是不是搞了社会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肯定不是，斯大林进行了社会主义的试验，但他到死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弄明白。如果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弄明白了，就不会有后来苏联的解体和社会倒退。不说洋人，还是说中国，中国是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会产生什么呢？能产生许多想当皇帝的政治野心家，从袁世凯、段其瑞、吴佩孚、张作霖到蒋介石，他们都想当皇帝，都是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自然产物。

    马克斯主义传入了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把马克斯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从民族危亡中解救出来，使中国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不需要俯首听从任何世界强权国家的指挥，这是史无前例的了不起的成就，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聋子瞎子，不敢于面对事实。肯定地说，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自主，就谈不到建设和发展。

    中国人民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不等于自然就走上了一条快速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中国人民渴望摆脱贫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家作主后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在明天就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作为代表人民的政党，也为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于是，才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十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这些无非是想创造奇迹，让人民最好明天就富裕起来。可是这些付出重大代价的试验并没有找到迅速摆脱贫穷的道路，尽管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是那只是试验，而不能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没有忏悔的问题。

    这些痛苦的试验也不是一无所获，他最终还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富强之路，这就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仍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何定位社会形态，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显然全中国人民不会同意，走斯大林的道路，那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把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非常科学合理的，也是对马克斯主义如何同贫穷落后的国家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定位即正视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又肯定了几十年进行建设的成就，同时在意识形态中兼顾了社会主义思想，不但中国人民接受这样的社会模式，也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社会进步的宝贵经验。

    既然是改革开放，允许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那就意味着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无法避免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弄清楚，不是一时半刻能分说明白的，而无休止的辩论只能浪费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时间，所以邓小平同志力主不讨论性“社”还是性“资”的问题，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把中国人民带到了和平崛起的正确道路中来。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科学合理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都证明，平均主义不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平均主义只能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平均主义只能让人民更长期地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让十亿人齐步走，不允许有人走得快，靠这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只是一种幻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了落差，而落差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长江三峡不用大坝把水位抬高，哪里有力量使发电机转动，平静的水面怎会有水流的动力。搞经济也是一样，不能使经济成为一潭死水。现在看起来，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就不可能让全民富裕起来。有人担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造成两极分化，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将存在着相对富裕和相对贫困。只要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良好的运行态势，政府时刻关注贫困阶层和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就能维持社会稳定，就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中国人民找到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快速前进的道路，因此不需要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