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山兰狐在《日本怎样翻译中国古诗词？》一文中，曾介绍过中国的律诗翻译成日文后是怎样的一副怪模样，但那是日本的普及读物。对于精通汉诗的日本人来说，中国的律诗是不用翻译成日文就能读懂的，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日文汉字的基本意思同中文是一样的，只要懂得汉字就能基本读懂用汉语写的古诗。

    其实日本人也直接用汉字按中文的格式写诗，这在日本叫汉诗。日本人酷爱汉诗，把汉诗看成是日本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日本汉诗的兴起、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日本人具有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更主要的还是中国汉字的传入，成为日本人写汉诗的文字基础。在日本文字中，汉字的使用数量相当多，目前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书籍中所使用的汉字就有4000多个。在日本人当中，熟练掌握中国汉字者亦很多，尤其是上层人物、学者等多半能驾驭汉字写诗著文。能否创作汉诗已作为衡量日本一个国民有没有高尚教养的标志之一。日本汉诗始创于天智天皇在位时期（668～671），据统计，从奈良时代（710～794）到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印刷的各种汉诗总集、别集共769种2339卷,《怀风藻》就是日本最初的汉诗集。天智和奈良时代正当我国盛唐时代，日本国那时派遣许多人到中国求学。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诗叫《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位晁衡就是日本人安倍仲麻吕，此人能得李白的悼念，同李白的关系自是非同寻常。其实晁衡这一次只是在归国途中遇险，并没有死，后来又回到了长安。他先后在唐朝任过许多官职，历任左补阙、卫尉少卿、秘书监、镇南都护等职务，经常同当代诗人相互酬唱不绝，所以李白才对他的死讯非常动情。晁衡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最后在长安病故。

    日本汉诗的作者大都是汉文化学者和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天皇、大臣、将军、画家、僧人、教育家等。日本汉诗常见的形式有七绝、七律，其中大部分汉诗作者喜欢采用七绝形式吟诗，从日本七绝汉诗中便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交流的源头和发展里程。 在日本，常有以中国山水、风物、名人、名胜为题的汉诗。如雪村友梅的《偶作》：“函谷关西放逐僧，同行唯有一枝藤。终南翠色连嵩华，庆快生平此一登。”“嵩”“华”、“函谷关”、“终南”都是中国的名山名地。 性海灵见有《莲诗》一首：“亭亭抽水清于碧，片片泛波轻似舟。十里西湖风景好，大桥烟雨忆曾游。”写的是杭州西湖的美丽景色——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六桥烟雨。

    写汉诗，有时必须用典，不但是修辞所必须，更是平仄工整的窍门，而日本人写汉诗用的多是中国古代的典故，这在日本人创作的汉诗中是很普遍的。嵯峨天皇在《山夜》中写道：“移居今夜薜萝眠，梦里山鸡报晓天。不觉云来衣暗湿，即知家近深溪边。”诗中“薜萝”出自《楚辞》：“若有人兮山之阿，报薜荔兮带女萝”，“薜萝”为隐者之衣。 广濑淡窗写有绝句《桂林庄杂咏示诸生》：“休道他乡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亲。柴扉晓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抬薪。”诗中巧用了《诗经·无衣》中的典故，“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国古代称朋友为“同袍”，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习俗是多么熟悉。

    综上几首日本汉诗中的中国文化的含量，已足可证明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汉诗可谓有不朽功勋。作为日本汉诗作者对中国的景物、风土人情、书典文章掌握，驾驭得如此诸熟，宛如自家和本土一样，确实说明了两国文化交流之广深。日本人的“汉诗”，无论从诗的意境、韵脚、平厌格式、用典等，与中国诗作者相比，都达到了中日难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