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适、梁实秋等买办文人组织的新月社其实是个很本分的学术社团，不幸的是，1929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建设中国“好政府”的建议，意在向蒋介石献策邀宠。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也因而遭到一段时间的扣留。他们继而变换手段，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 “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此后他们“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鲁迅语）。 

    鲁迅对这一公案有过很确切的比喻，就是把他们比作宁国府的焦大，本来对主子忠心耿耿，而且对主子有救命的大功，就因为他认为贾珍扒秦可卿的灰，秦可卿还养小叔子，这都有伤贾府的名声，因而破口大骂，终于被塞了一嘴马粪，并被丢到马棚中反省，把胡适比做焦大，真是非常神似。

    按当代对红学的研究，秦可卿比贾蓉年龄大得多，只是他名义上的老婆。严格说来，秦可卿与贾珍的关系也不算扒灰，可归结为自由恋爱，而且这种关系对于贾府有潜在的政治利益，所以贾珍的夫人尤氏一点醋意都没有，甚至支持老公的行为。焦大不晓得其中奥妙，这才以李敖的“小人格”心态在大庭广众中开骂“扒灰”。旗人原本就对汉人的纲常伦理不以为然，“扒灰”问题对贾府该无甚名誉损害，孝庄养小叔子的传说已被编成电视剧，热了很一阵，就是例证。问题在于秦可卿的皇族政治背景是高度机密，不可以泄露，让焦大一骂，万一泄露了秦可卿的身世秘密，危及到贾家的政治利益，那可不得了，所以焦大必须被马粪堵嘴了。

    李敖之所以被关入绿岛，虽然老蒋给他罗织了很多“反政府”的罪名，但应该叫胡里胡涂上纲上线，真正的冤假错案。李敖并非真正反对政府，只是要求政府给点言论自由，能议论议论西方民主，发挥一下胡适的理论，虽然也“开骂”，但终究具有焦大的忠诚，也同样有着焦大对于主子的误解。看看李敖自己在回忆中总结的官方指控，就知道，尽管看起来罪恶滔天，实际上都是口舌是非，阳光下的活动，没有使用“非法之方法”发动民众颠覆政府。国民党主要指责他像焦大一样，开口便骂，目无尊长，“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台湾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当局’官吏、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可说是见谁不顺眼就骂谁——辉山兰狐注）。……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台湾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李敖被指控的“狂吠”言论中，没有一句话不是为国民党着想，希望他们争气点，不要老让美国佬看不起，其中没有任何想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和行动，只要他们开明一点，则官民皆大欢喜。虽然最后台湾警宪衙门也使用大陆式的文革方式无限上纲上线，也无非是“共产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算是客观上帮了“共产党”的忙，但毕竟不是“共产党”，没有像自称“成大共产党”领袖的吴荣元般被判死刑。有趣的是，无论对李敖的一大堆罪名如何上纲上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骂，这样一来。李敖的骂名让国民党一宣传，成为独一无二的骂名千古之人，所以李敖虽然被关了禁闭，却因祸得福，成就了一代骂师，收取到了丰硕的广告效应，否则哪里轮到他又竞选总统，又当立委，又假凤虚凰。

    可知，李敖之被囚禁，归根结底是他的焦大式的骂，而不是李逵式的反。怪只怪他生不逢时又口无遮拦，事实上李敖的骂言集虽然有九十六种之多，丝毫没有损害国民党及后来的民进党的统治，所以终归有人会理解他赏识他，把他捧成大师级的文人。

    由此可见，鲁迅的“三明主义”（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预言实在准确，这就是李敖般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焦大聪明，焦大无论如何无人为他平反，而李敖却成为不死的屈原；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关了一阵骂师后不用取保就提前释放了他；现在的台湾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九十六种骂书都全部开禁，老蒋小蒋领导下的国民党“三明主义”在胡适时代是完美的，在李敖时代也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