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延安市中心的延安中学是一所国家级示范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址上完好地保存一排坚固的房子，虽然今天看起来它们与周围现代化的校舍相比是那样的不协调，六十年前，它们作为延安最好的住宅之一，曾接待了一群最特殊的客人――美军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进驻延安，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美军航班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为观察组运送后勤设备和物资。这就意味着延安有了一条通往外界的更便捷的渠道 

　　1944年11月7日，一架来自重庆的美军航班飞临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只知道机上有重庆来的美国官员，便通知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与包瑞德一起出现在接飞机的人群中。飞机停稳后，机舱里走出一位高大英俊的美国将军来。惊讶的包瑞德告诉周恩来，这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周恩来立即对包瑞德说，你在这儿陪他，我去请毛主席。包瑞德形容说，过了一段比预想要短的时间，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一起带着一连士兵赶到了。双方见面后，这连士兵作为仪仗队，参与机场上为赫尔利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 

　　赫尔利于1944年9月初作为罗斯福的特使来到中国，随后便对蒋介石排挤史迪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赫尔利也在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0月底，他选派自己的亲信麦克纳里上校借着给包瑞德授勋的机会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希望接触谈判的口信，紧接着，他又在重庆会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公布，罗斯福总统顺利连任，赫尔利终于扔掉了最后一丝顾虑，飞向延安。由于此行非常仓促，到达延安后，赫尔利才发觉没有带御寒的冬衣，观察组成员约翰·科林上尉把自己的棉风衣借给了赫尔利。 尽管赫尔利的到来事出意外，中共中央仍然非常重视，在赫尔利抵达延安的第二天，双方就开始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这是历史上毛泽东亲自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次谈判。 

　　一天之后，双方达成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 这五点建议不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后的合法性，还将共产党与国民党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建议在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国民党政府改组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公平分配到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 达成五点建议后，谈判双方的情绪都非常好，赫尔利提议，他与毛泽东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并预留出给蒋介石签字的地方，于是毛泽东和赫尔利就在窑洞外的阳光下郑重地在签下了他们的姓名。 11月9日中午，赫尔利飞离延安。为了促使蒋介石对这份共识的认同，经赫尔利建议，周恩来同机飞赴重庆，已经在延安工作了四个月的包瑞德也一同飞回。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信心十足，他认为以他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完全可以说服蒋介石接受《五点建议》，从而为中国的联合政府奠定一个原则基础。然而，他错了。由于《五点建议》并没有提及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未来政府中的主导地位，遭到蒋介石的全盘否定。一周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式向赫尔利递交了一份反对草案，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政府进行的卫国战争，并在战后将全部军队交给国民政府控制，归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11月17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说，自从这一天起，他就更加袒护国民政府了。果然，赫尔利丝毫不顾忌自己已经在《五点建议》上签字，转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反对草案》。 在取得赫尔利的支持后，国民政府将《反对草案》正式递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表示，继续留在重庆已没有意义，于是他马上告知美军总部，要尽早乘飞机回延安。 

　　12月4日，赫尔利在重庆又正式会见了周恩来，新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中将和包瑞德也参加了会谈，这三位美军将校竭尽全力劝说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反对草案，然而他们的劝说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赫尔利命令包瑞德回延安后，再去努力劝说毛泽东接受就范。 抵达延安后，遵照赫尔利的命令，包瑞德开始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说。尽管这一次级别不对等的谈判非常不愉快，毛泽东仍礼貌地把包瑞德送到门外，包瑞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向他告别时亲切地说，上校，您是真正在为中国的和平而奔忙，不是吗？这句问候的话语令包瑞德深为感动，并牢记了一生，但他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可能接受这份极不公平的协议的，包瑞德只好无奈地飞回重庆。 

　　1944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大门被敲开了，来人是已经定居延安的美国人马海德。马海德1936年随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之后他留了下来，一直在边区行医。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们很快就和马海德熟悉起来，甚至把他看做观察组的一员。这次马海德深夜到访是来找他的北卡罗莱纳州老乡希契。走出观察组的院门，马海德告诉希契，一位老朋友现在要见你，只管随我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惊讶的是，马海德一直把他领到了毛泽东的窑洞，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告诉希契，希望他回一趟美国，把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递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许多年后，希契父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封朱德给金上将的信。朱德在信中表达了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的由衷祝贺，并对希契和其他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成绩给予了赞扬。信中表示，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信中还说，有关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针将由希契上尉当面告诉美方。这些可能性和具体方针是什么呢，即使是六十年后，我们仍然对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 

　　近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由于赫尔利坚定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史迪威将军倡导的那种坦诚、务实、团结的态度在美国驻华高层中间已荡然无存。为了能够使曾经显现的与美国合作的前景不至付之东流，中共中央决定努力绕开赫尔利，与华盛顿直接接触。他们希望在美军观察组中选择一位可靠的信使，最后，他们认定，希契是最合适的人选。 西蒙·希契上尉是美军观察组中惟一的一位海军军官，他是观察组于8月初第二批抵达延安的九名成员之一，近半年来，他的热情和正直已经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泽东相信希契能成为一个可靠的使者，但同时也希望他能作一个相对秘密的使者，否则赫尔利必然会阻挠他的使命。 希契第二天请假回重庆，得到了包瑞德上校的批准。在重庆，希契见到了史迪威的继任者，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魏德迈对朱德的信非常重视，并答应安排希契回美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希契表示，他希望再回一趟延安，向毛泽东和朱德告个别。 

　　于是，希契乘美军飞机又飞回了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得知希契将正式回美国递送他们的信件，专程赶到机场为他送行，希契也特意穿上了他的海军礼服，他觉得，在与中领袖告别的时刻，这是最合适的着装。当时，在延安机场的告别情景令希契终身难忘。 在希契离开延安后不久，圣诞节来临了，对于留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来说，这是他们在延安渡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那一年，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圣诞夜非常热闹。这是一张当时圣诞晚宴的签到表，我们可以从上面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当时在延安的几乎全部十八集团军高级将领的签名。 此时已是严冬，从延安附近流过的黄河、渭河和延河都已结了厚厚的冰，但人们心中却是火热而充满希望的。在欧洲战场，苏军已横扫东欧、迫近德国；而美英盟军刚刚粉碎了德军在阿登地区的战略反扑，从此，面对两面夹击的盟军，德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攻占了马里亚那群岛和莱特岛，为B29轰炸机提供了轰炸东京的基地；在中国战区，在印度完成了美式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势如破竹，与从云南出发的远征军遥相呼应，即将打通中断两年多的滇缅公路。艰苦抗战了七年多的中国人民已经看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两天，包瑞德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重庆飞到延安，而这最后一次延安之行，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却让他吃了苦头。 原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在重庆告诉包瑞德，由于德国即将被击败，欧洲战场上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将有可能被派遣到中国来，发起对日本列岛的攻击，麦克卢尔让包瑞德向中共领导人询问，当这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的十八集团军控制区建立滩头阵地后，在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十八集团军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包瑞德还被告知，他需要向共产党领导人说明，这次会谈纯属探索性质，因为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来中国还没有最后决定。 包瑞德于是在延安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明，一个美军师可能在山东空降，希望得到十八集团军的配合。这个消息让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兴奋不已，他们猜测，是不是希契上尉回美国的使命已经有了积极的结果？不管这两件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给了包瑞德肯定的答复：没有问题，如果美军空降山东，十八集团军将接应美军，并提供最初几天的给养。 

　　回到重庆，包瑞德把会谈结果向美军总部做了汇报。接着，包瑞德听到了一系列好消息，先是他被调任美军驻中国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不久后，他又得知魏德迈将军已提名他晋升准将，这是包瑞德作为职业军人期盼多年的，照常理来说，经魏德迈提名晋升后，一套常规程序走下来，包瑞德很快就可以佩带起将军星了。 不料事情却没有按常规去发展，1945年1月初，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工向重庆报告说，包瑞德向共产党平白提供了一个美军师，蒋介石大惊失色，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十八集团军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合作，于是蒋介石要赫尔利对此做出解释。此时，美军已基本放弃了登陆中国的计划，如果没有节外生枝，华盛顿和延安可能会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但此事一经国民党当局捅出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美国驻华的军政领导人都不愿意出面承担责任，于是，包瑞德成了众矢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祸临头”了。赫尔利电告美国陆军部不要授予包瑞德准将军衔，结果，包瑞德直到退伍也仍是一名上校。 

　　实际上，包瑞德去延安协调美军在中国沿海空降并非希契努力的结果。希契于十二月底才到达华盛顿。1945年1月6日，希契来到五角大楼，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郑重递交了朱德的信，并汇报了中共的军事实力等问题。面对眼前一片片闪烁的将星，年轻的希契把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切做了如实的汇报。在二十五分钟的汇报即将结束时，希契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将我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好恶掺杂在汇报里，但我想说明，我坚信他们是当代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应当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因为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政权，最终赢得中国的仍然一定会是共产党人。 希契的讲话并没有在五角大楼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美军的大员们注定要在朝鲜战争以后才能品味到这番话的分量。 

　　希契要求尽快回到延安的岗位上，美国海军最初也制定了送希契回中国的详细计划，他们准备派一艘潜艇把希契送到山东半岛秘密登陆，回到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然而不久后，希契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菲律宾报到，去做一些跟踪阅读地方新闻之类的琐碎工作。 不久后希契便退伍从商。包瑞德几乎与希契同时离开美军观察组，被安排到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部工作。 

　　正在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为失去了包瑞德和希契这样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而伤感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惠特赛牺牲在太行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