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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牡丹花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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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任何事物都必须政治挂帅，这一中国文革期间盛行的说法在当代几乎成为一种笑料，然而这种荒唐事不是文革时期的创作，而是古已有之。传说武则天就因为牡丹花没有按照自己的政治意愿来开花，就被打成“反革命”。武则天将其治罪，并贬到洛阳。这种对牡丹花实行政治挂帅的荒唐事同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没有关系，但却成为小说的浪漫题材。
在宋代人高承编写的《事物纪原》中说，因“武后冬月游上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阳为冠首。”同时代吴淑在《江淮异人录》中记戴：“武后诏游上苑，百花俱放，牡丹独迟，遂令贬于洛阳。后洛阳牡丹甲天下也。”这大概是描述武则天对牡丹花实施政治挂帅的最早版本。
明人冯梦龙在其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中描写到：“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阳为天下第一。有‘姚黄’、‘魏紫’名气，一本价值五千。你道因何独盛于洛阳？只为昔日唐朝有个武则天皇后……于冬月之间，要游后苑，写出四句招来，道：来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百花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不想武则天原是应运之主，百花不敢违旨，一夜发蕊开花。次日驾幸后苑，只见千红万紫，芳菲满目，单有牡丹有些志气，不肯奉承女主幸臣，要一根叶儿也没有。则天大怒，遂贬于洛阳。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这段故事不是冯梦龙的首创，但很可能是首先把业经高承、吴淑等人流传的民间传说加以演绎的，突出了牡丹花的骨气。
到了李汝珍的笔下，牡丹花的骨气大减，耽搁了点时间后还是屈服到女皇的天威下，这样一来，牡丹虽然没有被炭火烧灸而灭种，但仍然遭到了流放（贬）的处罚。在《镜花缘》中，李汝珍写到：“当时武后见牡丹已放，怒气虽消，心中究意不快，因下一道御旨道：‘昨朕赏雪，偶尔高兴，欲赴上苑赏花，曾降敕旨，令百花于来晨黎明齐放，以供玩赏。牡丹乃花中之王，理应遵旨先放。今开在群花之后，明系玩误。本应尽绝其种。姑念素列药品，尚属有用之材，著贬去洛阳。所有大内牡丹四千株，俟朕宴过群臣，即命兵部派人解赴洛阳，著该处节度使章更，每岁委员采贡丹皮若干石，以备药料之用。’——此旨下过，后来纷纷解往，日渐滋生，所以天下牡丹，至今惟有洛阳最盛。”对于一代女皇对花卉乱施政治淫威的行为，古今中外，谁都不会认同，这比说她立几个面首，更对她的品德和作为评价具有杀伤力。
虽然说，小说家有“杜撰”的自由，不必顾及历史的真实性。可是，小说家怎样进行“杜撰”，却也表达出了本人的立场。
不论是冯梦龙的描写，还是李汝珍的描写，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牡丹花被贬的地方不合道理。因为洛阳在唐初时代的地位很重要，要贬一个罪犯，不论是人还是其他妖魔鬼怪，都不应贬到洛阳，尤其在李汝珍所处的清代，山东曹州（今荷泽）的牡丹已经天下闻名，让武则天把牡丹花贬到曹州，岂不非常合理？
在初唐，虽然东都洛阳只是陪都，但其地位一点也不比首都长安低，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修葺洛阳城，号称洛阳宫。他 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二年之久。而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昭宗、哀宗六帝都曾把洛阳当成首都。在整个唐代，前后总计有三十余年，洛阳是实际的首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称圣神皇帝后，改国号为周，将东都改为神都，她怎么可能把囚犯往自己的神都遣送呢？由此可见，从高承、吴淑到冯梦龙、李汝珍，在编故事时都是顾头而不顾尾，造成满纸荒唐言而自己却不知晓的后果。
辉山兰狐认为，在高承、吴淑、冯梦龙和和李汝珍编造的武则天故事中，只有所引用的号令百花齐放的诗句，出自武则天的手笔，这是历史上实有其事的。此诗见全唐诗《腊日宣诏幸上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有人对这首诗歌作了注解：“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这一注解的意思很清楚，不是武则天不顾自然规律而乱发淫威，而是有人在进行阴谋活动（有所谋也），想借此荒唐事件来搞政变。他们诈称冬日百花齐放，然后骗武则天到花园去赏花，以便来个突然袭击。武则天想来情报工作搞的不错，知晓了这一阴谋（寻疑有异图），所以自己不出席，却派人宣读此诗，作为宣诏。第二天，大臣们一起去后花园中，见真的百花争艳，知道武则天早有准备，又认为武则天能役使天地鬼神，于是尽皆拜服（群臣咸服其异），再不敢起异心。此事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未见记载，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此事不真，二是史官不记录。尤以后者的可能性大，《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编撰者都对武则天称帝抱有一定的成见，所以有理由不把这种美化武则天的事情编入史书中。
从《腊日宣诏幸上苑》发表的时间看，此事有可能是事实，因为武则天是在天授元年九月称帝的，到天授二年腊日，则只有一年多一点，武则天的政权还不稳固，虽然徐敬业起兵叛乱已经失败，但保李唐的人仍不死心，所以从逻辑上看，可能有人策划宫廷政变。
武则天的名句标题《腊日宣诏幸上苑》中的腊日是哪一天？有人说是“腊八”（参见南北朝《荆楚岁时记》），还有人考证说，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见《说文》），唐则定为大寒后第一个辰日（明代赵大纲《杜律测旨》：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腊），辉山兰狐持后一说法。按干支纪日，每十二天就有一个辰日，大寒后至多十二天便是第一个辰日。按“天授二年（691）正月癸酉朔，武则天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乙酉，日南至（冬至）”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大寒为甲寅日或乙卯日，而腊日肯定在丙辰日，即大寒后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四九的第五天。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唐代，从第七世纪中期（公元650年开始）开始，气候变得暖和了。公元６５０年、６６９年和６７８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初、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而这段气候变暖的时间段，正包括武则天称帝的十五年，也就是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既然那时皇宫花园中能种植柑桔，冬季最低气温应在零下八度以上。也有人不同意竺可桢先生的观点，认为从八世纪中期开始，唐代的气候变冷了，即使如此，也没有否定武则天称帝时代的气候是温和的。武则天时代的冬季即使下些雪也存不住，尤其在农历腊日，天气已经从冬季最冷的季节转暖，若赶上个暖和天气，腊日这一天日最低气温可以超过零度。在此种气候情况下，布置花卉开放是有可能的，也未必需要费很大力气。武则天死后约半个世纪（公元757年），杜甫在诗中说：“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这可以证明在初、中唐时代，长安在腊日这天是能遇见暖和天气的。这也说明，《镜花缘》中“昨朕赏雪”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是作者按清代气候状态作出的逻辑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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