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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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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镜花缘》中描述的科举制度不是唐代的，而是清代的。小说一开始就叙述了唐敖科场的失利，“话说这位唐秀才，名敖，表字以亭。祖籍岭南循州海丰郡河源县”。“谁知唐敖前去赴试，虽然连捷中了探花，不意有位言官，上了一本，言‘唐敖于宏道年间，曾在长安同徐敬业、骆宾王、魏思温、薛仲璋等，结拜异姓弟兄。后来徐、骆诸人谋为不轨，唐敖虽不在内，但昔日既与叛逆结盟，究非安分之辈。今名登黄榜，将来出仕，恐不免结党营私。请旨谪为庶人，以为结交匪类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密访，唐敖并无劣迹，因此施恩，仍旧降为秀才。”这里的“探花”、“秀才”都是明清的称呼，同唐代的意义不同。
小说主要突出了女科，看作者李汝珍是如何介绍女子科举程序的，“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其应试各女童，先于圣历二年，在本籍呈递年貌、履历，及家世清白切结。以是年八月县考，郡考以十月为期，均在内衙出题考试。仍令女亲属一二人伴其出入。其承值各书役，悉今回避。”事实上，唐代科举的程序与小说描述的大不相同。按唐制，首先，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不一定经过县、州（郡）的层层选拔，“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见《新唐书》）。经州县选拔的只是其中一种人员来源，而且州县的选拔程序没有考试一说。科举考试的科目也不像明清，只有进士一种，而有多种学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见《新唐书》）。可见唐朝选拔人才，是多方面的，不但有文史科，而且有理工科，明算就是现在的数学专业，属于唐代的理工科。在初唐上述各科中，秀才科排第一，秀才科比进士科优越，这从及第后授予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出来，按《新唐书》：“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第一等秀才能当正八品上的官员，而第一等进士只能当从九品上的小官，还不及最末等的秀才（从八品下）。到了中唐后，取消了秀才科，才使得进士科变得尊贵，成为当官的第一捷径。
由如上介绍可知，秀才是科举的一个科目，比进士的资格还要优越得多。在唐代，唐敖不可能未被科举考录取就被人称呼为秀才。唐敖由进士（明清的探花指一甲第三名进士）变为秀才，不过是改了科目，谈不到被“贬”，只能说得到了鼓励。只有明清，由探花变为秀才，才等同于“开除公职”。秀才科在高宗永徽二年已被叫停了，所以在武则天执政时，没有秀才科了，但其他科还存在。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既不叫举人，也不叫秀才，通称呼为“试选人”。在《镜花缘》“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姊妹陶情”中，描写了这样的情节，因官员卞滨与妹夫孟谟都属于考官，为了回避，只好割爱，让自己家的女孩不当试选人。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按唐朝的制度，官员的子女不需要经过基层选拔，可以直接参加京城的科举考试，名正言顺，何需回避？按唐代制度，相当于当代省部级官员的子女可以进入“国子学”，而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子女可进入“太学”，县团级以上官员的子女可参加“四门学”。按《新唐书》，试选人可分为六类，都“隶属于国子监”，除上述三类外，还有律学、书学、算学，可见那时的“国子监”是包含文理的多专业学校（比当代的重点国立大学还高档）。下面择引《新唐书》对初唐试选人资格的介绍：“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由此可见，除了官员子弟外，在“四门学”中，有八百个“庶人之俊异者”名额，而律学、书学、算学都从小官家庭和百姓中选拔生徒，“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在基层选拔中，是按州、县的等级确定选拔数量的，这也相对合理，因为通常这种等级取决于人口数量，唐代下县的人口有的才几千人，有20个名额不算少，例如下州扶州同昌郡，辖四个县，总人口14258人，平均每县不到3565人。
唐朝当官的门路很多，连“尚药童”都可以当官。按《新唐书》记载：“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余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在《镜花缘》第十六回中，一个国外老头对唐敖等人说：“敝处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诗赋取士。”在介绍女科考试时，也明确提出试题的范围，“自郡、县以至殿试，俱列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李汝珍杜撰的这种试题范围虽然同明清的八股文划清了界限，但也没有回归到唐代的科举考试“体制”上，至少在武则天及其以前，唐代科举考试的题目都相当广泛，决不是写诗写得好就能考中的。对此，下面将详细介绍。
按《新唐书》，各科的考试范围及合格标准如下：“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辑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由上可见。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重在应用，比明清专考八股文的制度合理。其中“童子科”的设置很有意思，简直是古代版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而且还有当官的奖励，不光是一种荣誉。
辉山兰狐在本文最后再狐说几句，唐代没有殿试取三甲的制度，虽然中唐以后有探花郎的说法，但这一称呼不是正式的科举制度，所以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都没有记载，而且其含义同明清也大不相同，明清的探花指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在唐代探花只是一种戏称，不是官方正式规定的称号。唐人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写道：“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者被罚。”可见，唐敖在武则天时代考取探花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连探花的名称都还没有。
明清时代编写的小说，不论是哪朝哪代，多半都把明代或清代的科举制度搬到小说中，创造了许多状元及第，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镜花缘》的作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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