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戏曲，稍有不慎，就会颠倒时空，把后代的事物般到古代去，历来如此，就是著名的作品也一样犯时空错误。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是很有名的作品，在戏曲中影响很大，《秦香莲》这一剧目在许多情节上实际上是抄袭了《琵琶记》。

     《琵琶记》以汉代为背景，主人公又是汉朝著名文人蔡邕，说的是蔡邕进京考中状元，停妻另娶，家中父母在荒旱灾年中双双饿死，妻子赵五娘进京寻夫，这个故事梗概同秦香莲的故事很相象。《琵琶记》中有哪些时空错误呢？第一，汉朝没有科举制度，士子当官要通过地方的推举，叫做举孝廉。蔡邕要当官，首先要当个孝子，史书记载：“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因有此孝名他才可能被地方推举。像《琵琶记》所写的那样，不管父母死活，受到村中长者张广才的严厉批判，那就没有当孝廉的资格了，怎还可能当官。第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很多贵族子弟（所谓望族），不管个人表现如何，都有机会当官的。在东汉时代，官员选拔，官宦子弟优先，历史上真实的蔡邕的父亲蔡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可见蔡家是世代为官的。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那时当孝子等于现在学雷锋，是人人都要当的，蔡家左右邻里的孝子不在少数，蔡邕得以脱颖而出，没有点背景，大概是很难的。第三，赵五娘千里寻夫犯了空间错误。蔡邕的老家陈留郡距离京都洛阳并不算远，直线距离也就四百华里，加上道路弯曲，也就是五百华里的路途，赵五娘“千里”进京寻夫，太也夸张。就算妇女走路慢，但赵五娘作为农村妇女（那时妇女还没有裹脚的陋习），每天步行走五十里路，也不算太辛苦，从陈留到洛阳，也就是十天的路程，这在古代，算是很近的了。第四、陈留和洛阳既然距离不很远，除了首都圈外，都属于汉代豫州的境地，理应属于一个气候带，若陈留荒旱，颗粒无收，洛阳也好不到哪里去。蔡邕在洛阳当官，若遇到洛阳荒旱，立刻就能想象到老家也一定遇到了灾害。若洛阳风调雨顺，陈留没有理由闹旱灾。除非东汉的河南也有“吴芝圃（大跃进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因为浮夸和造假，饿死了几百万人）”，胡搞乱搞，把陈留搞得民不聊生。

       借用蔡邕的名字，用故事谴责一个负心的人，这一发明权不属于高明。关于蔡邕不孝的民间故事，早在南宋就有鼓书流传。南剧《赵贞女》，情节与鼓书差不多，说的是蔡邕考中状元后，抛弃结发妻子赵五娘，另娶牛太师之女为妻。赵五娘一路艰辛，进京寻夫，蔡邕不但不相认，还用马踏赵五娘，结果天公震怒，用暴雷将他劈死。这故事情节更像后来流传的秦香莲的故事，蔡邕被天雷击死，陈世美被铡刀铡死。民间编制出这种故事，未必是同蔡邕过不去，而是为了反映编故事时代的人们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借用了蔡邕的名字，演绎的是后代人的思想和情操，于是犯下了时空错误，把南宋时代的负心薄幸知识份子的行为嫁接到了汉朝人的身上。宋朝人写宋朝事，当然要以宋朝的时空为背景，这才在故事中有了考状元这种汉朝不存在的制度。

       民间故事中的蔡邕同历史人物蔡邕大相径庭，这在文人中还是很明了的，南宋陆游就有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正是对于鼓书故事的时空错误的一种无奈。《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当然也同陆游有一样的感受，陆游作首诗发发牢骚也就算了。高明人如其名，实在高明，不辞辛苦地动手改写鼓书及南剧《赵贞女》的内容，力图把一个反面人物蔡邕写成正面人物，意图不错，效果也很好，《琵琶记》中忠孝两全的蔡邕代替了《赵贞女》中的负心汉蔡邕，流传开来，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注意原作品中的糟粕，于是才有了辉山兰狐上面叙述的四点时空错误。

       到了20世纪，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方先生把《琵琶记》改编成京剧《赵五娘》。这剧目在建国后似乎只流传了《扫松下书》一折，成为了麒派的保留剧目，现在还能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欣赏到这一剧目。由于剧情只保留了张广才这一旁观者，只表现他的正直和善良，所以《琵琶记》中的时空错误便淡化了许多。地方戏曲中编演《赵五娘》的比较多，近来只有淮剧《赵五娘》在戏曲频道的名段欣赏栏目中亮过相，当然时空错误继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