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列传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叔齐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圣贤的传记，他们一生的事迹不多，所以这篇列传很短，全文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辉山兰狐从这篇列传中可以得出如下概念：

       第一、伯夷﹑叔齐不是殷商子民，他们是两位王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高而背弃了父亲的遗命和对国家的责任，走出国门又没有地方去，听说“西伯昌善养老”，重视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院办的不错，于是就到周国落户。他二人这种不接受孤竹君遗命的行为，对于国王来说，是不忠，对于父亲来说，是不孝，不知道他们为何成为圣贤，孔子称颂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实在名不符实，他们放弃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只图自己的虚名，算是哪门子志向？听说“西伯昌善养老”就投奔而去，如此见利忘义，也算独善其身吗？

      第二、他二人反对武王“东伐纣”，理由是“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浑忘了他们两人“背父遗命，可谓孝乎？背君遗诏，可谓忠乎？不悯臣民，可谓仁乎？”对别人严，对自己宽，对别人和自己使用双重标准，这算什么圣贤之道。

       第三、他们反对“以暴易暴”，那么对纣王这样的暴虐君主，不“以暴易暴”，还有什么好办法吗？他们若有好办法，何不自己去实践，用自己的行动劝阻纣王行暴政。他们反对周武王伐纣，其实质是宁可保护暴君，也不愿意除掉他，除掉他就是“以暴易暴”。这就是伯夷﹑叔齐口中的“仁”，他们的“仁”可以施加于暴君，却不愿意惠及百姓，是不是非常虚伪呀？

      第四、“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比之印度的甘地差了一截，甘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干脆不吃东西。而伯夷﹑叔齐不想以死抗议周武王的行动，人活下去总得找东西吃。二人为了和周朝彻底划清界限，周朝的粮食是不能吃了，于是他们“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此时，他们忽略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阳山的薇也是周朝的薇，吃周薇和吃周粟从背弃“义”的角度看，没有区别。他们即使学习甘地，绝食饿死，也要埋在周的土地上，他们二人想和周彻底划清界限，当初就不应该贪图这里的社会福利来这里养老。既然已经到了周的土地上，衣食住行都必须依赖周，睡在首阳山的露天地上，也是周的土地。即使有气垫技术，使两只脚离开周的地面，呼吸的空气也是周的空气。归根结底，他们两人同周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义不食周粟”的行动按现在的流行语汇，应该称之为“作秀”，起不到任何“耻”周的作用。

       孔子也好，太史公也好，把伯夷﹑叔齐搬出来，当作楷模向世人推销，只是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根据，并不是伯夷﹑叔齐真的如何伟大。伯夷﹑叔齐恐怕一直到死也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改变不了历史，最大的影响力就是给后人当作工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