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考证的 3——美洲古代和亚洲的联系

2023-4-5

1、
怎么认识美洲古代和亚洲的联系，其实道理是光天化日明摆着的，无论如何，美洲古代人类都是亚洲迁徙过去的。这个期间如果没有亚洲后续的影响，那么美洲土著不可能发展出印第安初期国家的水平。特别是金属冶炼。如果仅仅是1万年前就没有了影响，那么只能会像是亚马逊丛林的原始部落一样了。

本文只是提供一些思考和参考

2、
关于中国古代的花生。应该就是在南方，特别是广西一带。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就具备了海洋航行的能力。偶然中就会因为气候季风来到了美洲。
美洲的考古发掘证明，美洲古代历史各阶段，明显都是受到亚洲大陆的影响。

参考
花生———落花生为豆科作物，优质食用油主要油料品种之一，又名“花生”或“长生果”。落花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约于十六世纪传入中国，十九世纪末有所发展。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2次出土了炭化花生种子，提供了远在新石器时代已存在花生的实物资料。因此，花生的起源问题，还需进步一探索.关于花生的原产地，文献记载有原产巴西、原产中国、原产埃及等三种说法。

关于花生的起源,目前世界上公认花生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但国内已有不少报道,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物,认为我国也是花生的起源地之一,是栽培花生最早的国家。桂林市发现距今一万五千多年的花生化石。这种化石表面网纹清晰,果粒较小,具有明显的原始性。经多种检验对比,发现这些化石同我国现代人工培植的花生及南美洲野生花生十分相似。这种化石为研究花生起源及传播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原始社会遗址中,首次发现了两粒碳化的花生种子,经碳14测定,距今4700±100年,这证明我国在新石器时期,花生就已存在,而南美洲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花生遗物,比我国要晚1000多年。

我国花生栽培的记载也在世界上最早,“干岁子”这一名称,始于汉代《三辅黄图》,而国外关于花生的最早记载,是西班牙殖民者奥维多船长在1535年编著的《西印度通史》,该书首先称花生为“玛尼”。此外,非洲有些国家及欧洲、日本的花生都是由中国传入的,至今欧洲把花生称做“中国坚果”,日本人则称为“南京王”和“唐人豆”。

汉阳陵位于西安市北郊的渭河之畔，是西汉景帝与王皇后同茔异穴合葬的阳陵陵园。
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花生，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100多年，但它们仍然保留了清晰的外形。为进一步探究这20多粒东西的“身份”，考古人员将它们交至省文物保护中心，在随后的多年里，来自国内考古、地质、植物等各方面的专家对它们进行了慎之又慎的研究和鉴定，终于在近日证实它们就是花生。

参考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07月09日 16:58 环球时报
史海回眸：东晋和尚抵美洲比哥伦布早十世纪
旭迪
法显西游取真经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法显家中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3岁时送进佛寺度为沙弥，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 ”，才识过人，世人观之莫不佩服。
佛教本源自印度，两汉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由于印度佛经基本上口口相传，不立文字，从印度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至中原后，与传入时的印度佛教产生了差异。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65岁高龄的法显慨叹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法戒律残缺，“欲令戒律流通汉地”，遂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4人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线亲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第二年夏天，法显等人在河西重镇张掖与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等相遇，秋天到达敦煌，得到了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
穿过茫茫戈壁，法显一行又经停鄯善、于阗等西域小国西行，翻越葱岭，于公元402年进入北印度境内。在印度期间，法显获得《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等经文抄本。
万里蹈海归故国
公元409年冬，法显离开南亚次大陆，渡海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这里，他居住了两年，抄得律经四部，遂决定启程回国。公元412年阴历八月底，法显搭乘两条由大秦(东罗马帝国)回国的中国大商船，与400余名乘客同舟蹈海东归故国。他们回国的目的地是中国著名港口广州，船上携带了自斯里兰卡经马六甲海峡到广州航行的50天的口粮和淡水。
两天后，船遇大风，迷失了航向。
在海上漂流了105天，所见尽是“鼋鼍怪异之属”，“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国”。在此居住了5个月后，法显一行启程西归。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人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免于一死。
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耗尽，船又向西北航行12天，于公元413年5月13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十人，此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有关西行事迹，法显回国后著有《晋法显自记游历天竺事》，后人简化为《法显传》或《佛国记》。
神秘的耶提婆国
法显的身后留下了一个谜团：那就是，这个漂流百日才到达的“耶婆提国”究竟是什么地方？
1761年，法国历史学家歧尼在法国文史学院曾提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居住》的论文。以此为开端，在此后100余年里，西方各国历史学家先后发表了30多种论著，研究中国人是否在哥伦布之前到达过美洲，但讨论的焦点是晚于法显的梁代僧人慧深是否到过美洲。由于长期闭关锁国，西方史学界的这场大讨论在中国没有引起过丝毫反响。
1863年，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萨翻译的法文版《法显传》在法国出版。1869年，英国学者萨缪·比尔又将《法显传》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886年，《法显传》的另一个英文译本由詹姆斯·莱治翻译出版。西方由此知道了法显的名字。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围绕法显到达的“耶提婆国”是什么地方，研究人员先后提出了50多种观点。《法显传》英文版的译者萨缪·比尔根据“对音法”，在印度梵文中发现了一个与“耶提婆”发音相近的地名“雅洼打帕”，然后再拿“雅洼打帕”去套法显可能经过的地方，认定“耶提婆国”应该是今印尼的爪哇。比尔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得到了以后学者的认同。但若将“耶提婆国”确认为爪哇，则有一个问题是难以解释的：由斯里兰卡漂流到1000多海里外的爪哇或加里曼丹只需十几天的航程，而在法显的《佛国记》中记录的万里之遥的“耶提婆国”却东航了3个半月。
根据法显的记载，“耶婆提国”的信仰中“佛法不足言”，而此时在印尼一带，佛教已经流行了近700年，与史实不符，应当作为法显登陆地不是爪哇的一个旁证。
1900年前后，学术氛围活跃的法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此后不久，国学大师章太炎注意到了法国学界的这一新进展，撰写了《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一文，并作了相应的论述。在文章结尾，章太炎不禁感叹：“哥伦布以求印度，妄而得此，法显以返自印度，妄而得此，亦异世同情哉。”
法显漂到了美洲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台湾历史学者达鉴三和卫聚贤也曾先后出版了《法显首先发现美洲》和《中国人发现美洲》，认为法显到达的“耶婆提国”实际上是今天的美洲大陆。1992年，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连云山先生经30多年研究，出版了《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从科学角度对法显曾经到达美洲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连云山认为：从现行的世界海图看，从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是3070公里。在法显的时代，在通常三级风力的航行状况下，日航程为100海里左右，从斯里兰卡到广州单程航程约30天，即使遇到什么意外，最多50天也可到达广州，此可由法显所乘海船携带了50天的口粮作为旁证。由斯里兰卡到爪哇的距离是1800海里，在正常情况下是15天左右的航程。法显下海的时间是阴历八月，正值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季风盛期，经常发生大雷雨天气，平均风力可达五六级。法显一行遇到的是“昼夜十三日”的大风，如果法显到的是爪哇，应该在10天左右到达，而实际上却漂流了百余日。因此，“爪哇说”在里程上站不住脚。
按照常理，在船遇暴雨的情况下，船上的舵师(领航员)一定会遵循自己熟悉的航道行驶。因此，即使在有暴风雨的情况下，法显乘坐的船只也应当是沿着中国商人传统的航行路线：穿越马六甲海峡，在新加坡岛折向东北航行。但这样航行如果遇到强烈风暴，在进入南中国海至巴林塘海峡一线时，在大风和自西向东的海峡洋流的作用下，船就有可能漂入太平洋。
根据法显的记载，船只在下海15天后曾经在一小岛停靠检修船只，随后的100余天则是行驶在“海深无地，又无下石柱(石锚)处”的汪洋大海中。连云山先生根据海图沙盘作业测算：法显等人检修船只的小岛应当在南沙群岛东，现菲律宾苏禄岛与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之间，或在巴布延群岛。此后商船的航行，则很可能是顺洋流进入茫茫太平洋。尤其是在法显的记录中，有“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的文字，这正是在太平洋深海航行时大浪相搏激发的一种发光现象，而前文提到的“鼋鼍怪异之属”，则很可能是乘客们见到了近海浅滩少见的鲸、鲨、海豚、玳瑁等异类海洋生物。法显西归航行时遇到的“黑风暴雨”、“天多连阴”正是春夏之交北太平洋自东向西的大风雨。而“天多连阴”的迹象，则是北纬35度到70度、东经135度到165度的多雨多雾区，由此向南10至15度也是一个多连阴雨的地区。如果结合太平洋洋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法显所乘商船最终的抵达地只能是美洲大陆了。
在海上漂流了100多天后，法显等人终于到达了陆地。北太平洋暖流的终点是墨西哥的瓜德罗普岛。法显到达陆地的时间应该是阴历十一月左右，此时美洲西海岸盛行西北风，要将船向东南吹。美洲西海岸从危地马拉到巴拿马大弯道处有西北向海流与东南海流在此相会，因此，法显在这里登陆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上，1000多年后，从菲律宾而来的中国明清商船也正是在这里登陆的。这里距离十多个世纪后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的登陆地点只隔一道窄窄的巴拿马地峡。
公元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船队到达美洲东海岸外的某处小岛。10年后，哥伦布才因偶尔的机缘登上美洲大陆。而离他登陆地点几百公里远处，在他之前1000多年，已有一位中国高僧涉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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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慧深，中国古代历史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僧侣，南朝梁(502年～557年)人。

慧深游历扶桑国及其东邻女国后做的珍贵记录部分地保留在姚察、姚思廉父子著的《梁书》之中，就这一部分也已成为古籍中对扶桑之地最详尽的论述了。关于扶桑国的地望，历来存有争议。为方便对照，《梁书》相关记载转录于下。《梁书·东夷传·序》云：“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南朝梁武帝年号520～527年）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传》文云：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参考
趣谈｜中国僧人慧深：或为“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
大公becnx9o9xv 2022-11-23 发表于广东
拉丁美洲与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在十八世纪中叶已有人指出，远在哥伦布之前一千年，就有中国僧人来到美洲大陆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根据我国古籍上的记载考证得出的。十六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拉丁美洲地区不久，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与我国就开始了贸易上的往来。其后四百年间，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虽屡遭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时有停顿，但始终没有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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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僧人先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说法，系根据我国史书《梁书·诸夷传》考证而来的。《梁书·诸夷传》（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曾有慧深远涉扶桑国，并有关于扶桑国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状况及风土民情的详细记载。
《梁书·诸夷传》中说：“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自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这段记载表明扶桑国的地理方位，该国应位于北美洲大陆。倭国系指日本。倭国东北七千余里有虾夷人，有黥面文身的习惯，被称为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里的大汉国，应为今日的勘察加，更向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的扶桑国当必在北美洲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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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诸夷传》中说：“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
这段记载表明扶桑国的自然产物。“有牛角甚长”，古代墨西哥北部曾经栖有成群的野牛，这种野牛的角很长很大。“有马车”，古代美洲虽没有马，但动物学者依据各地发现的遗骨，知道在远古时代，美洲确有马的种类。“多蒲桃”，古代墨西哥虽无今日美洲所产的葡萄（今日的葡萄是由欧洲输入的），但却有一种野生葡萄。十九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航海家赖夫·艾力孙在发现格陵兰与美洲大陆时曾得一种葡萄树，即为例证。扶桑国有长角牛和蒲桃树等，这与古代墨西哥的自然产物是一致的。至于《梁书》上所说的扶桑，可能是指墨西哥所产的一种龙舌兰的大树木，古代墨西哥人的饮料、食物、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的材料，有许多是取之于它，他们把这种树木当成神一样来崇拜。扶桑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系指东方日出处的一种神木，很可能慧深就因此把墨西哥的龙舌兰推之为中国古代所指的扶桑，并将龙舌兰产地称之为扶桑国。
《梁书·诸夷传》又说：“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轻犯者入南狱，重犯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已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婚礼大抵与中国同。”
这一段表明扶桑国的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政法体制等情况。扶桑国的文化已发展到有文字的阶段。古代墨西哥地区一带的玛雅人已经使用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已发展为与汉字相似的程度。至于扶桑国的法制有南北狱的说法，古代墨西哥也有轻重两种监狱之分，每个村落设有地下室为公共会所，作为宗教、政治和裁判重大事件举行集会的场所。由此可见，《梁书·诸夷传》有关人民风俗习惯、文化以及政治法制等上层建筑的记载与古墨西哥的史实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梁书·诸夷传》在叙述了扶桑国家族关系、男女婚假习俗之后，还指出：“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这段记载表明，早在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有笃信佛教的使者远涉重洋来到扶桑国，并指出佛教对扶桑国起了很大作用。这与墨西哥在远古时代曾从海外来了一个尊神传播新的宗教信仰的说法也是吻合的。古代墨西哥所流行的独身主义、禁酒主义、素食、苦行、隐退以及和平主义与排他思想等等，很可能是接受佛教教义的影响的结果。去扶桑国的“比丘”，可能就是古代墨西哥传说中所指的尊神。而慧深等人到过的扶桑国，也可能就是古代的墨西哥。
以上是根据《梁书·诸夷传》所载扶桑国的一段纪实所作出的初步分析和判断。当然，要充分证明扶桑国就是古代墨西哥，仅仅根据《梁书》的一段记载还是不够的。从近代美洲各地发掘的文物，也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和证明。如约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在脱林克脱印第安人中间，曾流行一种面具，上面以中国古钱做眼睛。玻利维亚发掘的人形石像上刻有类似汉字的文字。在巴拿马一古纪念碑上刻有“萨基摩尔”的古字，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字同音。厄瓜多尔境内有人掘得中国汉朝王莽时所造的货币。在秘鲁都城利马一个公园内发现上刻汉字的太岁碑。在加拿大大西洋岸发现刻有中国篆文的石柱。在墨西哥掘得盛有其貌和服饰都同中国古代装束完全相同的泥塑古佛的石匣；同时发现刻有中国文字、串有中国式麻绳的一串古钱以及镌有汉字的古碣、古砖等。此外，奥国音乐家霍尼波特尔发现中国律管制度在南美洲的早期流传，以及他在秘鲁掘得的银笛，笛管设计与笛孔距离恰与中国相同。此外，美洲印第安人还敬龙为雨神，智利等地的印第安人称小孩为“娃娃”，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你、我、他、花”为“宁、内、侬、林”，称“河流”为“河”，称华人为“拔山拿”等。派克斯所著《墨西哥史》曾提到：“在殖民地的墨西哥，漆器和镶嵌金钱的器饰上出现了中国式的图案，印第安工匠对这些图案特别地爱好。”该书还说明美洲印第安人在身体与心理上有许多中国人相类似的特征，并指出：“中国表现出的文明，假令墨西哥人的发展不曾受到为时过早的阻碍，也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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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都一再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对美洲大陆的明显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大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中国僧人慧深是否第一个登上美洲大陆，历史学家根据上述材料，还可以继续考证，但中国人、中国影响先于哥伦布而到过美洲大陆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的。关于扶桑国是否就是古代美洲的墨西哥的论争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761年法国汉学家岐尼就发表了《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研究》一文，认为公元五世纪时已有中国僧人到达扶桑国，并主张扶桑国即今之墨西哥。此文发表以后，在西方汉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赞成，有反对。从1761到1921年，共发表了三十多种重要论著，各持己见，议论纷纭。中国学者，对此也发表了一些考证性的论著。现在看，这些争论尽管各执己见，但争论的焦点之一却集中在扶桑国是否就是今日的墨西哥以及僧人慧深是否是中国籍这个问题上。
扶桑国是否就是今日的墨西哥以及慧深的国籍是否是中国，这是考证中国僧人是否先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重要因素之一。《梁书》中有“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自荆州……”，“梁普通中（520-526年）有道人自彼而至”，“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等等记载。如果仅就这些记载的文字上理解，慧深似乎是扶桑国人，也看不出与罽宾国比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对此，赞成慧深系中国僧人一派的意见是：1、罽宾国系今之克什米尔，唐时归中国版图（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故法国汉学家岐尼便将罽宾国比丘称为中国僧人。2、慧皎所编撰的《高僧传》卷九曾载，宋文帝时的高僧慧基，有许多笛子，“……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这段与《梁书》上的“沙门慧深”的说法不谋而合。且《高僧传》中凡外国和尚一般都注明来历并保持原来法名（如鸠摩罗什，僧伽跋摩等），而慧深无论其字义和发音，明显是中国名字。3、慧深远游美洲，大约在宋大明二年（458年）与罽宾国比丘五人同行，慧深居领导地位。至齐永元元年（499年）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变成萧齐的天下，由于时变景迁，人们不察，误认慧深是来自扶桑国了。反对扶桑国为今墨西哥的一派学者，在西方汉学家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克拉卜洛特和希勒格等。克拉卜洛特于1831年撰文《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记载之扶桑国竟被认为美洲一部分之说的研究》，认为扶桑国有马和葡萄，而美洲在西班牙入侵之前，既无马也无葡萄。他认为扶桑国是今日的日本。希勒格在其所著《扶桑国考证》一书中，根据《山海经》所记“阳谷上有扶桑”和东方朔之《十洲记》等材料，极力证明扶桑国即库页岛，并就库页岛和古代虾夷人的情况与《梁书》所记比较，说古代虾夷人也有文字；虾夷人的监狱、官制、服饰和婚姻等均与《梁书》上所记扶桑国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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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中国人是否曾于五世纪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问题，应该重视《梁书》的记载，但也不应拘泥于《梁书》的记载。因为考证的价值并不在于一时、一事或一种文字版本的材料而已。重要的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这一历史事件的内部和外部的诸因素去考察判断真伪。这里，我们就试图以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以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提出一些看法。
（1）从地理条件和航海技术来考察中国人在公元五世纪横渡太平洋而到达墨西哥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欧洲十世纪的造船航海技术低于中国（当时欧洲人尚不知使用指南针），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勇敢水手却能横渡大西洋到达格陵兰、纽芬兰及新英格兰等地，并留下了航行记录。对拥有指南针和较高水平造船航海技术的中国水手来说，横渡太平洋不会比欧洲人更为困难（太平洋虽比大西洋宽，但大西洋的风浪一般较大）。欧洲人能够作到的事，中国人也是可能作到的。据W.C.马克里德在其《印第安人兴衰史》一书中说：“……哥伦布时代以后，中国和日本的船只时常在美洲太平洋触礁搁浅，这可以表明中国和日本行驶北美的现象在哥伦布以前一定也不时出现。因为当时日本捕鲸者和猎取牙骨者在白令海一带非常活跃，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处于黄金时代。”
（2）有人又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中国五世纪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远比印第安人为高，如果当时中国人已远涉美洲，则中国文明的主要特点如铁制工具和武器，农作物大米和糖或家畜中的马和猪，一定会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留下明白无误的痕迹，正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人在美洲所造成的影响一样，但是人们却找不到中国这类影响的存在。这种论断，是不十分全面的。中国五世纪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特点，如铁制品、大米、糖、马和猪等虽未传到美洲，但如上所述，在文化、宗教、风土民情、社会法制等方面，中国对美洲的影响是明显的。何况这种论断，显然把“发现”和“发现”以后所造成的后果混为一谈了。尤其忽略了这种影响的时代特征，没有看到中国五世纪和欧洲十五世纪的历史差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海外影响与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哥伦布的“发现”正处在西欧各国内部商业资产阶级需要扩大市场和进行殖民掠夺的时代，背后有着西班牙王室的强权支持，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而中国在五世纪，尚处于纯粹的封建统治时期，统治者着力于内部的统治剥削，没有向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因此慧深去美洲的行动只能是一种自发传教的性质。他们不可能如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一样，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各种器具、种子、牲畜或其他东西一起带去。中国当时没有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当然也就不可能像哥伦布返回欧洲那样炫耀宣传引起社会的注目，而只能与赖夫·艾利逊等的“发现”被人们忽视或遗忘一样。总之，“发现”是一回事，发现后造成的后果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同。历史上可以有慧深式的“发现”也有可能有哥伦布式的“发现”，因此，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于公元五世纪到达美洲的可能性。
（3）对于美洲出土的一些中国文物应如何估价的问题：有人以这些文物作为论证慧深到过墨西哥的一种依据，有人则认为这些文物可能是十六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统治者以后才传去的。这个问题，当然有待专家对这些文物作更进一步的鉴定、考证。根据当前所接触到的材料，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中国苦力被运入美洲以前止，美洲与中国的关系主要在于贸易方面。美洲出土的中国文物，大多系古碑、古雕刻和古佛像等，有些文物上标有中国篆文，有些系王莽时期货币，很少见到十六世纪以后我国一般易于流传海外的物品如瓷器及当时货币等。商人以谋利为目的，难以设想他们（无论是华商或西班牙商人）会把王莽时代的货币带去，而却不带当时正流行的货币。根据常理，那些出土的中国古佛像及雕刻等，与其说是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带去的古董，不如说是十六世纪前中国僧人为传教的需要所带去的更为合情合理。
总之，根据以上种种材料及情况推断，虽然还不能充分肯定中国僧人慧深等曾于公元五世纪达到墨西哥，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已表明：在哥伦布之前，美洲与中国之间已有了文化或其他某些方面的接触。
（来源：拉丁美洲史稿）

参考
北美土墩遗存考古
《北美土墩遗存考古》是2014年6月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杨楠。

参考
卡霍基亚，被遗忘的印第安都市
国家地理中文网暨华夏地理 2014-05-15
如果你想了解卡霍基亚，那么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去爬156级台阶，来到僧侣丘的顶上。这座巨丘占地5公顷，底端比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还要大，从平坦的顶部望去，你能检视卡霍基亚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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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丘
象形丘文化的时期上起4世纪，下迄17世纪中叶。很多象形丘呈鸟形，但另外也有动物形状的。
中文名 象形丘 外文名 effigy mound 地    点 美国中部偏北一带 类    型 飞鸟走兽形状的土丘的。由于人们泛泛而不精确地认为这种象形丘是被称为“筑堤人”的史前印第安人的作品，有时候就错误地把它们与分散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很多土丘归为一类。人们对象形丘的情况比对其他土丘的情况了解得更少。例如探险家索托(Hernando de Soto)曾于1539～1542年记载过美国东南部的一些神庙丘。印第安人以土丘为基，在上面建筑神庙，有时候也修建首领们的住宅。人们也知道，在俄亥俄河谷逐渐增多起来的一大堆土丘是与霍普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密切相关的。普通的是熊、鹿、海龟和野牛。最大的鸟形象形丘翼距有190公尺(624尺)，坐落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Madison)城附近。许多其他象形丘坐落在威斯康辛州南部和西南部以及毗邻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和伊利诺州的一些地区。最大的象形丘坐落在俄亥俄州的南部，是一条口衔蛋形物而伸展着的蛇的形状，超过400公尺(1,300尺)长，75～90公分(2.5～3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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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史前文化
北美大陆土著居民原始社会阶段的文化。约自更新世晚期至15世纪。分布于包括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在内的广大地区。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发展缓慢，始终处于原始状态。其古代居民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迁移去的，并成为现代北美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祖先。
中文名 北美史前文化 外文名 Prehistoric culture of North America
目录
1 简介
2 阶段
3 区系和特征
4 农业阶段主要区系文化
5 西北地区史前文化
6 加利福尼亚史前文化
7 平原地区史前文化
8 大盆地地区史前文化
9 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史前文化
简介编辑
北美史前文化指北美大陆土著居民原始社会阶段的文化。年代约从更新世晚期至15世纪。分布于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分成北极、亚北极、东部森林地区、大平原、大盆地、西北沿海、加利福尼亚和西南等地区。其居民是现今北美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北美史前文化自成一系，但发展较慢，始终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从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探索，已基本认识了北美史前文化的面貌。
阶段编辑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北美古代居民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迁移过去的。北美史前文化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大的阶段。新石器时代的第一阶段称前古代阶段，即新石器时代初期，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公元前5000年；第二阶段称发达的古代阶段，约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年；第三阶段为农业阶段，亦即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后期已进入历史时代，实际上不属于史前范围。
区系和特征编辑
北美史前文化在旧石器时代便以地区类型而显出其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东部是古代文化传统（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以伍德兰地区（即东部森林地区）为中心，并延伸到加拿大和平原地区。其居民过季节性的村落生活。早期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使用石制的投枪、投掷棒和磨光石斧，后期始出现农业和陶器。西部地区初为沙漠文化（公元前8000～公元前7000），以西北沿海山脉和落基山脉间地为中心，扩及墨西哥 -得克萨斯地区东北、加利福尼亚南部一带,初期以采集野生植物和猎捕小动物为生,使用石制的投枪、挖土棒、磨盘以及筐篮。大约在公元前3200～公元前2200年开始过定居农业生活，为北美西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约在公元前第8千年中叶,科奇斯文化在西南地区继沙漠文化而起，经过萨尔弗斯普林斯期（公元前7500～公元前5000）、奇里卡瓦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和圣佩德罗期（公元前2000～公元100）3期的发展，逐渐有了定居农业，自前第4千年起种植玉米，工具以石器为主，晚期开始使用饰粗漩涡纹的陶器，并出现了镶金的珠宝饰品。
农业阶段主要区系文化编辑
农业阶段开始后，各地区出现不同的文化类型，北美西南、东部和平原地区农业经济发达，但在西北和极地仍保持渔猎和采集经济。除东部伍德兰地区相继发展起来的阿迪纳文化、霍普韦尔文化和密西西比文化，西南地区的阿那萨吉文化、莫戈永文化和霍霍卡姆文化外，还有以下一些重要区系文化：
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编辑
这一文化系统源自古科迪勒拉文化，年代从公元前1000年延续到历史时期。其文化特点是以捕捞经济为主，捕捉大马哈鱼、海兽、贝壳和鸟类。使用磨光石器、骨器和木器。长于石雕技术。其中的西北河流地区文化（公元前1000～公元1250）萌发于哥伦比亚河和弗雷泽河流域的溪谷地带，系融合沙漠文化和德尼塔西罗文化的因素而成。该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渔猎和采集，过定居的村社生活，居住地穴式或地面起建的棚屋。村社有公共墓地，存在火葬习俗。
加利福尼亚史前文化编辑
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可分 3期：早期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典型器物有石制的三角形带翼凹底镞、尖状器、叶状刨、匕首、刮削器、锤及蚌、骨制品。中期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50年,工具有石制叶形矛头，骨制的一侧带倒钩的鱼镖、针、锥，装饰品有石、蚌制的环，广泛使用石制容器钵、臼等。晚期从250年至历史时期，主要使用石制钵、盘,东部和南部地区受北美西南地区文化影响使用陶器，工具有石制的三角形边缘带锯齿镞、尖状器和蚌鱼钩，装饰品多为石、蚌、骨制的珠子和耳坠。各期均有屈肢葬式，早期坟上树圆形石标，晚期墓穴往往先经火焚烧。在晚期的卡纳利诺遗址发现的房址为圆形，直径4～7米，中间有一火塘，村落附近有公共墓地。
平原地区史前文化编辑
这一文化系统由古代文化和伍德兰地区的文化传统发展而来，其最后阶段是平原村落文化(公元1000～公元1500)，该文化分布于以密苏里州中部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在得克萨斯地区发现了这一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上里帕布利肯和斯莫基希尔。居民过定居农业生活，种植玉米、南瓜、豆类等作物。工具有石制的磨盘、磨棒、三角形镞、尖状器、刮削器及骨制的鱼钩、鱼叉和锄。居住土木结构的长方形小屋 ,村落较小，人口约50～ 100人。陶器多为瓶和罐，质粗，饰以粗绳纹和划纹,南部达科他地区陶器精致,饰麦曲纹，附有动物肖像把手。陶烟斗普遍，作折肘状并有肖像装饰。埋葬中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并行，尸骨置于屋内或窖穴中，以工具、用具和陶器随葬。历史时期的黑脚、夏延和曼丹等印第安族即其后裔。
大盆地地区史前文化编辑
该文化系统源于古科迪勒拉文化,并融合了沙漠文化的一些因素,主要分布于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爱达荷、怀俄明等州也有发现,年代约在公元前8000～公元900年间。遗迹多发现于洞穴中，其中以危险洞穴和拉夫洛克洞穴为典型。危险洞穴位于犹他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海拔1400米，年代约从前8000年至公元初年。遗物除石制磨棒、磨盘外，多为骨、木制工具,也有编织的网罗和筐篮,工具组合表明当时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拉夫洛克洞穴的年代约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初年。早期遗物以编织的筐篮、容器为主，也有石尖状器、鸟羽和毛皮毯子、蚌锥；中期出现木制烟斗及串珠；至晚期,弓箭成为主要武器,还有木别针和鱼钩、石雕等。
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史前文化编辑
北极地区的史前文化为爱斯基摩文化。亚北极区（或称内地北极）的主要居民则是古代印第安人，其史前文化有两支：一支是西北细石器文化传统及德尼塔西罗文化传统。前者起源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于阿拉斯加、育空河流域和加拿大西北地区西南部的森林地带，以猎取鹿、麋、野牛等为生。典型工具是细石器小石刀、大型双刃刀，有槽口的尖状器和矛头。有人主张这一文化来源于亚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和当地的古代文化传统。德尼塔西罗文化传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继前者而起,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细石器消失,出现磨光石器,骨、角制的武器和工具增多，以树皮制作容器，并以冷锻法制造铜器。另一支是阿塔帕斯卡文化传统。阿塔帕斯卡人是古印第安人的一支，其文化始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继承了北方古代文化传统,分布于阿拉斯加腹地经加拿大腹地到哈得孙湾一带，一直存在到历史时代。遗物有石制的带铤尖状器、刮削器，骨、角制的倒钩鱼叉等。阿塔帕斯卡文化发展的过程证明：古印第安人经过长期生活，已适应了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