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汉奸人品更危险的
2020-11-19
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世界。
列宁毛主席时代,要给无产者解决赤贫的问题。现在需要解决大多数人自己真正做人,掌握自己和社会的问题。
要清醒的认识到,无产者摆脱赤贫境地,可是解放了没有呢,没有嘛。无产者自己反而更滑坡了,人性的问题比有产者有过之无不及。 葛兰西前辈就认识到了。
世界上任何地方,把自信变成自大的都是比卖国贼更有害的。民族自信不是民族自大。自卑和自大都源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去真正地看一看历史,历史上是怎样的悲惨。
1、
对汉奸现象,中国早就做出了论断!毛主席当年怎样培育民族自信?
家国视野
发布时间:09-12 2126赤峰青少年发展协会官方帐号,军事爱好者,优质创作者
毛主席认为,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真可谓是一语道破真相。伟人就是伟人,一句顶别人一万句。
余茂春又跳出来了,为蓬佩奥言论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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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求 2020-11-17 151839
问题在于,必须解决引起“余茂春”之类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事情。不解决,就会引起更大恶果。不是为了挽救余茂春,而是为了余茂春之类造成的恶果少一些。不能视而不见,回避是绝对不行的。
历史上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都失败了
表里不一、只能说不能做、形式主义、人上人、为面子而五花八门的荒诞、文过饰非、虚情假意、耍心眼、使心用心、让人感觉相互之间比外敌更可恶、汉奸多、闹分裂、不能消灭外敌、卖国、内残外忍、上昏下愚、八股文、官本位、人成了赵括·····················
2、
然后汉奸们再上纲上线,为了跪的理直气壮,还为自己的民族失败主义,寻找民族劣根性这种理论依据。认为我们现在不行,是我们的祖宗不行造成的,是我们的文化不行造成的。
不过他们的这个理论依据,实在是讽刺的很。因为我们的祖宗,一直都是史上最强大的。我们的文化,也一直是史上最优秀的。自己挨打骂祖宗,自己不肖怪祖宗,这就太恬不知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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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是绝对不行的了。王夫之就不同意,鲁迅先生同意吗?鲁迅先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是怎么说的。
全人类都要反思祖宗。实际上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假与伪,就是因为祖宗的问题,才让今天的人类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不反思祖宗是不行的,不彻底都不行。
事实证明,欧洲海洋文明,确确实实比东亚在人文思想方面对人类贡献好一些。
现在需要的是,怎么在今天从此改写历史。必须全面彻底的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
东亚的西伯利亚,包括东北,蒙古草原、西北,特别是陕西,是超越欧洲的。其实,总的来看,东亚到欧洲是相辅相成的。
3、
汉奸现象只是症状,但不是病因。当我们的民族出现了汉奸,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生病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把民族的病治好,就得要强国,要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更直接的来说呢,就是要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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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其实是自欺欺人,回避治病,还想发达。
治病才能健身,有病是没法子强身健体的。
治病才能强大振兴,而不是自说自话的强大振兴才能治病。
4、
反观其他的民族的崛起,都是偶然成功偶然崛起,我们出了乱子,他们就趁乱崛起了一下。我们的成功是长期的,他们的成功是短期的。我们的失败是短期的,他们的失败是长期的。纵观历史,犬戎,匈奴,突厥,蒙古,贱奴,日本人,最近的西方人,都是如此。
很多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和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我们人口这么多,人最聪明,能力最强,长得最好看,组织能力最强,能十几亿人组织起来,完成超级伟大的共同事业。为什么我们这么优秀,古人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天地钟爱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天地用他们最精华的气,造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谓中气生中国之人,偏气生夷狄之人。这就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最强源泉。
百年马拉松和山顶上的决战,最后关头,需要民族乐观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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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胡言,忘乎所以。如果不是清朝开疆拓土,现在各方面都没戏了。而血缘其实已经多次换了。重求就受到成吉思汗精神的影响,觉得自己是蒙古族。
脱离真与实,说的再好听,只能是有害无益的自欺欺人。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自信,还是不自信?
真正的为中华民族,不是瞎吹,而是发现不足,加以改造,让中华民族站得住脚的优秀。
掩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根本就不是自信,是害自己。人品也有问题,这才是更严重的。
恰恰是反思国民性的,包括毛泽东,才真正的救国救民。才真正的有民族自信心。
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大街上都不允许吐痰乱扔垃圾,何况烧纸。今天鼓捣大街上烧纸祭祖,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的伪装分子。我们为什么祭祖,祭祖为什么?祭祖不是为了保留传统陋习,一切习俗行为都不能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造福子孙,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对祖先最好的告慰。
任何民族的生命力在于弃旧迎新的进步,丧失进步能力的,其实一次次的都被历史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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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自大可惜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来源:《新青年》第5卷第5号,署名迅
原题:《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 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原刊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后收入《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