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假与伪的人文

一

1、

抗拒反对破坏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的，就不是人，就一定胡思乱想歪心邪念。真正的人才能真的对人类有利有益，而不是假与伪的花招把戏。

本来，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也不能有任何不健康不正当不着调的聚集。人与人之间应该首先互相之间的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互相之间讲的是真知真智真理。

因为，人类归根结底的需要就是生存繁衍，需要高效顺利的生产生活。人类的情感情怀，是自然而然的，不能本末倒置。个人的情感，大多数应该是家庭范围。人类的不良，就是因为没有这样造成的。那么，人类为什么就是不这样呢？甚至完全相反呢？

因为人类把局限性当自我，但是放纵局限性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为了维护局限性，就发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健康不正当不着调，而且把谬误与真知的判断标准也颠倒了。人类需要的真知真智真理真学问没有，假道理假学问假人品却泛滥成灾，庸俗鄙俗泛滥成灾。

2、

放纵局限性导致恶果，人们逐渐自发的认识到不行的，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局限性，不情愿也难以齐心协力的走正路，这就发明了假与伪，进行自欺欺人的包装。

鲁迅先生指出：“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所以，假与伪就必然出现了，特别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毛病必然出现了。

假与伪的自欺欺人，这个自欺，必然让自己觉得吃亏，所以，朱熹甘地都成了衣冠禽兽。

这样的假与伪，造成严重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撒谎欺骗，互相倾轧。一切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总根源。

3、

这样的用假与伪的包装，必然引起恶性循环。更是回避真知真智真理的探索。比如，人类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恶性事件，迄今为止，还不能实打实的细致入微的把人研究明白。而且从报道上就回避忽视歪曲。因为一旦实打实的细致入微的科学研究人了，人的灵魂问题就必然暴露了。

需要搞清楚研究人为什么放纵局限性，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普遍性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一切假与伪，一切无真知反真知的，都将开始暴露。

4、

有人会问，世界上作态虚假的为什么还能继续呢？

作态的装，一定有不良的一面，而且不良的一面是多半的。越是继续的，越是更有不良的。比如假名媛，这样的人格人品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更是干坏事的。比如花言巧语的，有干好事的吗，朱熹甘地都是衣冠禽兽了。

地理因素很有关系

饮食和气候。不利于健康的食物应该禁止。

二

要搞清楚，为什么发明儒家店，什么人文的什么目的，也就彻底明白为什么鼓捣儒家店。

不是为了社会真正义，更不会去端正社会，不去端正自己不敢惹的。完全是乡愿，恰恰是自己人品差劲，欲望阴暗。

更加编造假学问，更加不着调的误导，更加愚弄人。不是讲清楚，而是论刻意反真知，彻头彻尾的云山雾罩故作高深夸夸其谈空谈空。

本来男尊女卑不合理，加剧男尊女卑。

本来社会虚伪，加剧虚伪。

本来好人难做，加剧的让好人更难做。

本来人上人恶劣，加剧人上人。

互相倾轧，耍心眼劣根性，所以宗教圣贤造成中世纪吃人社会是必然性。

发明宗教圣贤的地方，恰恰是最严重的，正因为有人文基础，所以脑洞大开。窃取前人和他人的一些真知，加上各种似是而非似是非是的胡编乱造。

这样的地方，走人间正路是更差劲，做坏事的能力也不行。还不愿意实打实，只想弄虚作假，只想守拙。所以，就出现了苛求好人，愚弄善良，迎合坏人坏事，所以，出现了圣人迎合大盗，乡愿流俗合污。假实在。

比官官相护更严重更根本性危害的是，人与人的放纵局限性，互相维持局限性，敌视真正派人平常心。

比溜须拍马谄媚更根本性危害是是，迎合人的局限性缺点弱点，编造假学问、虚伪、巧猾、媚俗。

圣人是最大的乡愿。圣人与大盗，乡愿与人品恶劣，果然如此。

乡愿———没有真正的正义感，同于流俗，合乎世污。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看

支持瞅算的就是这样

这是更需要全面彻底清除的。

小偷可能互相之间有矛盾，与盗匪有矛盾，但是遇到不偷的，却是一致敌视瞧不起真正派人的。事实上乡愿式的毛病问题很严重。

而且，归根结底，一切不是真理真正派真正义的，恰恰是不良更严重，恰恰是更不安分。

三

1、

《赵汀阳：儒家政治的伦理学转向》。对孔丘儒家的分析揭示，还是不到位的。真正的到位，必须从人文进行实打实的研究认识，才能知道为什么出现孔丘儒术并且招摇撞骗的。恰恰是这样的人文，所以滋生宗教圣贤。也因为这是人的局限性发作，所以被广泛接受。不到位的分析，是不能真正的正本清源的。特别是，人自己出现了肤浅，这个肤浅就会引入错谬的另一端的错谬。比如，赵汀阳认为儒家鼓吹严苛秩序是错误的，应该放松。这恰恰是完全看错了，因为人类太需要秩序了，所以给既得利益利用儒术推行似是而非的玩意把戏。人类需要秩序，而且需要秩序的到位。这个秩序，只能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的建立，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合理。

还有，赵汀阳对古希腊和周朝初期的肯定，也是肤浅片面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亡国两千多年，周朝两百多年间就分崩离析了，斗争后来产生了黑暗时代。

榜样是有真有假的，孔丘儒家鼓捣的必然是假榜样，即使有想真榜样的，也是九牛难找一毛的少，而且真榜样是吃亏的，几乎没有人做得来。而一兜劲而鼓吹的，从孔丘开始，都是衣冠禽兽。

赵汀阳的一个误区，还在于不能认识人的主观问题怎么认识怎么解决，反而陷入孔丘儒术谬论的另一端不可知论。因为人们不懂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就会在主观与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被假与伪钻了空子，假与伪的反而占上风，真好心好意的反而没好报，好人不好做。而人类是需要齐心合力的，还不能肆意妄为，所以，假与伪就钻了空子。

所谓的西方古典理性的共性利益观，因为是有阶级局限性，特别是，迎合的是人们狭隘利益的共性，虽然比农业阶级社会的儒术的低级低劣轻一些，但毕竟是也是谬论。事实证明，西方对人类世界的破坏也是极其罪恶的。

人类需要真与实科学性求实质的统一起来，整体与个体是一致的，个性与共性是良性循环的，而且生机活力朝气蓬勃，活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

2、

真正的最高准则，必须符合人的根本，就人的生存与繁衍。注意，归根结底，这个准则是符合人类最高最根本的价值利益。所以，是真正的彻底的为了人类，是真正的把一切价值利益都能合理规范，真正的帮助人类，让人类合理的幸福的美好的活着。不能没有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顶多有一些短期长期的矛盾，但是在合理的社会中，顶多有一些争论，而没有冲突。人类迄今为止所以没有合理幸福美好，就是没有确立真正的最高最根本的准则根本。

3、

在这里，有必要正确准确理解老子庄子，文革前后，认为老子庄子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这样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周朝取代商朝，奴隶制已经开始松动，进入东周开始瓦解，孔丘是维护奴隶制残余的，但是也不得不投机取巧的迎合现实了。

归根结底，老子庄子是代表剥削阶级一部分，这部分人有一些文化，看到形形色色的思潮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希望人们都停止一切想法，真正的偃旗息鼓。他们对孔丘儒术更是反对的，知道这样虚而不实只能更加有害无益。当然，他们错误的认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这是历史局限性的因素更多一些，如果是现在，老子庄子这样的人是不会再唯心主义的。

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唯心主义就是彻底邪恶了，以孔丘儒家为主体，利用道家的一些局限性认识，加上佛教的一些把戏，鼓吹更荒诞的唯心主义了。

《赵汀阳：儒家政治的伦理学转向》揭示了孔丘如何巧猾的对周朝的政治文化进行断章取义的编造。而且也证明了孔丘对周朝图书馆的破坏应该是事实，比秦始皇董卓毁书有过之无不及。更恶劣，造成了两千多年的灾难。

4、

笔者选摘《赵汀阳：儒家政治的伦理学转向》的大部分内容。一些被省略，有一些是不正确不准确的。【】粗括号里的是笔者的点评。

（1）儒家并没有全面继承周思想，因此儒家不等于周家【孔丘完全是打着幌子胡编乱造】；（2）儒家以伦理兼并政治是政治理论上的一个错误，它导致对政治的片面理解【听起来很美，但无助于解决国计民生的任何实际难题】；（3）儒家在方法论上有两个严重的局限，即“推爱”的失败与“榜样”的失败，这两个方法论上的失败使儒家所承诺的社会伦理无以成立。

【没有真才实学，而是搞破坏。信口开河的花言巧语装模作样假惺惺。为局限性煞费苦心，不惜危害天下，变着花样的不利于人。束缚，愚弄，反发展进步】【宗教圣贤的出现，是为了攻击人损害人，恰恰不是为了帮助人有利于人，变着法的攻击和损害。这是人文的必然产物的反映。】

周朝初期的政治文化还有一些实际的建设性的。孔丘却巧猾恶劣的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肤浅化，避而不谈经济、法律和军事对于政治的实质性意义，夸大礼治的文化功效，把政治问题简化为伦理问题，而且是编造的虚伪的伦理。

大肆编造，毫无真材实料真金白银的价值意义。只是窃取一些真知做点缀而已。就连仁、义、礼都是窃取的，然后篡改歪曲误导。

孔子之“从周”实际上是对周政治的重新理解和修改，以仁去重新理解德，以礼治去定义政治，因此创造了儒家···，听起来很美，但无助于解决国计民生的任何实际难题···。···这导致中国政治上的伦理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却是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导致贫乏政治，尤其是与后世的官僚政治相结合而形成一个反自由和压制创造性的社会。

【大肆鼓捣形式主义的玩意把戏。而且十分反人类，狡佞的束缚愚弄别人。模式化的出现，宗教圣贤对人的束缚，其实就是这个邪恶心理目的的把戏。老子庄子还认为应该自然而然一些，真实一些。孔丘大肆假与伪装模作样。不是让人做最好的自己，不是按照真与实，而是编造假与伪愚弄，一刀切式的愚弄。】【不近人情，苛求好人的实情实际。对于坏人坏事假恶丑放纵。看不起生产劳动，而是如何人上人，不劳而获】

（让这些假与伪“成为通行的社会规范），···控制着心灵，当人们习惯了符号系统所定义的各种生活空间以及行为的“正确”方式，就身不由己地被这些符号所左右，心灵就被规训成为一定格式”。成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了的礼已经成为任何一个人所唯一习的和唯一知道的行为方式，人们已经不会以别的方式行事了，就像不会说别的语言一样，既然礼是人所唯一学会的正当行为方式，它就不可能成为反对的对象。由此可以理解孔子强调习礼的深刻用心。习礼就是修身，修身就是规训心灵，规训心灵就是把人做成一定模式，同时取消不合这一模式的其它想法和能力，从而使心灵只能有如此这般的想法，于是人就只会做如此这般的事情。礼的规训意义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但甚至强于意识形态的能力。意识形态试图以洗脑的方式使人们弱智化到只认识一种价值观，因此就没有任何背叛的想法和理由，而礼教不仅洗脑，而且“洗身”，不仅管理心灵，而且管理身体，它把生活和行为的细节规范化而进行全面规训，使人不能随便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不仅使人变得弱智而且变得无能，不仅失去背叛的想法，甚至失去背叛的能力。儒家意识到礼教的巨大能量，因此把伦理看成政治之本，由此形成中国政治的伦理学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是(假与伪)伦理主义，却非道德主义。(假与伪)伦理却是行为的规训体系，是不自由心灵的服从习惯，它意味着“x是被规定了的，所以只能做x”。(尽管)其中的x不一定是好的··。它以规范去定义价值，这与以价值去判断规范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搞错道德和伦理的本末关系，混淆道德和伦理，把伦理看作是定义和形成道德的方式。道德决不是由伦理规范培养出来的，人们遵循规范，但不见得因此就有道德。道德具有超越个人私利和自我眼界的品格，因此与那些比个人得失更高更大的精神追求有关，比如真理、人类命运、美以及卓越人性的追求。规范不是道德的根据，伟大的精神才是道德的根据。道德与伦理没有矛盾，但伦理不是道德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儒家对礼的重新解释是比较奇妙的【这就是巧猾佞慝人文的熏染产物，而且很来劲的鼓捣假与伪，这是人文恶劣的特征特质的必然产物】。儒家首先扩大了礼的含义，使礼的概念变得几乎无所不包···但几乎所有制度都被看作是伦理性的···把不属于礼的事情都归为礼，这一化简并且曲解了政治问题的实质【大肆编造虚假伪装的正义、神圣】···为中国后世的生活和政治埋下严重隐患。

【没有真才实学，大肆编造假与伪，就能名利双收，高人一等，装腔作势，就是正义的人文必然产生孔丘产生儒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现滥竽充数。而且这样的对社会对别人，当然出现齐人攫金，就是这样人文的反映】

···(还)由此形成了上纲上线的生活管制传统。儒家还把原来以经济学含义为主的“周德”转变成以(假与伪)伦理学含义为主的“儒德”，···(假与伪)伦理学化了的德削弱了德的厚重意义，这是很可惜的一种变化。同情体谅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这固然是值得称赞的德心，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才是真正有分量的德政。把政治弱化为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统治者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且把政治治理的工作和义务推卸给民间伦理习俗，这样就很难发展社会公益、国家公利和世界公善了。礼治是好伦理，却是坏政治【编造花言巧语，迎合既得利益，投机取巧，人格人品恶劣】。

···在德与礼的不对称关系中，统治者的政治义务变成了象征性的政治修辞，儒家就言行不一地回避了政治合法性问题。尽管儒家也喜欢高调谈论民心的重要性，但只要把礼看作是不容质疑的天经地义，就在逻辑上取消了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民心之类的说法就实际上是虚伪的修辞甚至是欺骗。儒家尽管继承了部分周思想，但也是周思想的严重退化。后世老谋深算的统治者都意识到了儒家在维护【既得利益可以装模作样一边倒的单边秩序】上的重大作用而尊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道理在此。

儒家对政治的误导···政治问题收缩为伦理问题，也就缩小了政治的问题域，削弱了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忽视了政治问题中的许多变量，甚至回避了政治问题的根本方面。周的政治思想框架是天下体系，···而儒家却转向了社会伦理问题，儒家很少认真地分析过天下政治治理的实质性问题，却幻想从修身齐家的伦理行为能够推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结果。可以说，周的思想路径是天下-国-家，而儒家的思路是家-国-天下，

···(还)把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抽空了，这是很难以理解的洁癖思路【其实是严重的装模作样】。事实上生活的各种问题没有一种是可以省略的，没有一种问题可以因为它是丑恶和肮脏的而给与删除···虽然看到了法律的局限性，但这一批评对法律其实不公，因为法律本来就不是用来改造人性的而是用来惩罚罪恶的。至于伦理规范是否具有孔子所吹嘘的神奇效果，则是个大大疑问。据说礼能够使法失去作用，达到“无讼”，这是儒家所以看不起法治的理由，不过这个理由只在不可能的世界里才有意义。趋利避害是最强大的人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强过这一自然力量，伦理能够改变人性的想法完全是一个神话【更何况是假与伪的编造】。···可敬而不靠谱的想象。

【孔丘儒家的编造，不但不能真正的让社会生活合情合理，反而让人更巧猾邪佞】【迎合血缘狭隘利益观念，竟然扩大到社会规范，这是狭隘低劣人文的熏染产物】

····度是一个事情的最合适状态，可是（1）度总是特定事物在特殊情景下的最合适状态，因此缺乏普遍有效的标准；（2）度是动态性的，它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因此缺乏一贯稳定的标准；（3）社会性的事情总是涉及他人，因此，度需要得到与事有关的每个人的同意，如果涉及众人则需要众人的同意，否则就只是对某人自己合适的度，而不是对大家合适的度，可是，没有比众心一致更为困难的事情了。

···普遍人情之路或许是正确的，但儒家的具体选择总的来说并不合格，它一方面隐瞒了坏的普遍人情，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并非普遍的人情说成是普遍的。

···儒家主张以礼分利【用假与伪篡利益，真面目暴露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迎合人的狭隘】。亲亲使人们确信从亲人那里能够获得稳定的支持；尊尊使人们确信轮到自己成为长者或者领导就将获得较大利益，因此将同意论资排辈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关系则规定了各种社会角色的稳定利益。···但这只在抽象层面上是合理的，而在具体的制度上就漏洞百出了。儒家有着高涨的伦理热情，但思维很不严格，其理论不仅在实践上往往言行不一，而且理论本身也自相矛盾。

尊尊原则就不是一个普遍必然的人情选择，比如说，尊强、尊智、尊能、尊贤甚至尊美或者干脆人人平等，都至少不弱于尊尊的吸引力和支持率。认真说来，尊尊是相比之下最缺乏理由的选择，无论是智慧、勇敢还是高尚品德甚至美貌，其本身就是人人希望自己能够具备的优越性，也是人类从事各种事情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而人人平等普遍尊重了每个人的人格，这些都比尊尊更符合人们的需要。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是特定伦理（礼）所定义的，并非人们的普遍意愿。尊尊所规定的等级制度和论资排辈秩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统治策略，但其阴险效果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社会的慢性衰竭。尊尊意味着：一个人即使愚蠢无德，只要熬成老者或者领导就将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一个人即使弱智卑鄙，只要惟命是从，阿谀奉承，那么他将从领导或长者那里获得发达的机会。尽管儒家也声称社会需要贤能，但尊尊原则的地位高过贤能原则，因此贤能原则总是在实践中被瓦解。

···如果最高价值选择不当就会使整个价值体系失去正当性，即使这一体系包含了所有好的价值也无济于事【说的太好了，太正确了。但是要注意，越是花言巧语越是事实上不正当不合理的】。儒家价值体系在内容上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许多好的价值，但其最高价值的配置不当，其它好的价值再多也会被消解【这是证明，儒家从根本上就是胡编乱造，还乐此不疲的胡编乱造】。

尊尊原则就是最为不当的一个配置，它本身不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缺乏来自绝对价值（真善美之类）的支持，其唯一目的就是维护长老权贵的利益。亲亲原则虽然是正当配置，但又没有能够构成对尊尊原则的制约，反而有用人唯亲的不良作用，因此儒家价值体系的设计是非常可疑的。

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就是对尊尊的反动，不过陈胜的理由也不是正当理由，它促进了与专制同样有害的暴民传统，而腐败统治和暴民作乱是对社会的双重伤害【这样认识是不准确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说的是大实话是事实，陈胜吴广的错误在于也想做帝王将相。暴民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暴民是愚昧和毒害遇到压迫时的错误行为行动】。

尊尊原则最为深远的危害就是取消了政治合法性问题。按照周思想，政治合法性来自贤能德治而获得的民心，贤能德治是政治投资，是获得政治合法性所必需的成本。儒家在继承周思想时过分突出了尊尊原则并且使之绝对化，这样就等于暗中取消了政治合法性问题。显然，儒家并没有完全“从周”，而是半从周半背周，因此，儒家与“周家”不是一家。

推爱问题更是儒家的关键所在。亲亲是自明的（这是事实），但亲亲显然不够，还必须能够推爱及众，才能够构造出普遍有效的伦理。正如孟子总结的，儒家伦理无非“善推”而已[8]，如果推不成，儒家就难以成立了。当以亲亲原则进行推爱，就形成了后来被费孝通描述为“同心圆”结构的伦理体系，所谓层层外推而达到爱众。推爱及众的严重困难是推爱推不出多远，恩义就非常稀薄了，最后完全消失在变得疏远的关系中，推不远所以推不成。这个困难的另一面是：天下有无数家，任意一家与另一家之间同样存在着与个人之间一样的矛盾和冲突。这说明亲亲模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伦理基础，它对解决社会冲突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由家伦理推不出社会伦理，由爱亲人推不出爱他人，这是儒家的致命困难。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孟子构造了性善论（孔子对人性的估计并不乐观，后世儒家普遍认同的性善论是孟子制造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可以想象，假如人性本善，推爱他人就是可能的了（尽管仍然不必然），只要是可能的，礼治教化的成功率就会增大。其著名论证说人本性有恻隐之心等“四端”，好比人有“四体”一样是天经地义。这套论证的每一点都是错的：（1）四端中除了恻隐之心似乎属于自然人性（尚有待证明），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属于教化人性，把教化结果说成是自然本性，显然颠倒因果；而且（2）随便挑出几种善良之心去证明性善是无效的，因为性恶的证据恐怕远远多于性善，更糟的是，性恶之心几乎都比性善之心更有力量，最为显著的是自私之心无处不在，其动力之大，即使为了蝇头小利也足以利令智昏而草菅人命。现代科学的证据显然更有利于性恶论，趋利避害、自身安全、争夺生存条件和生存优势甚至侵犯性，都被证明是人性中最具决定性的天性。相比之下，恻隐之心等四端对行为并没有普遍影响力，都只在特定情景中才起作用，而且其力量非常有限，通常只够做出非常有限的善举（无非小恩小惠），而不可能超越保护自己利益和安全的私心。总之，自然人性善的力量远远小于自然人性恶的力量；（3）人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义薄云天的事情，但也与孟子所列举的性善之心无关，恻隐之心太渺小，不可能超越自私的力量而成就义薄云天的壮举，因此，自我牺牲的动力必定来自文化所创造的某种强大的精神。一般地说，义薄云天的事情都源于高度精神化的壮丽宏大的感情或意识，比如伟大理想、真理的追求、宗教使命或者深刻的爱情，甚至无可抗拒的美也能够让人牺牲生命，这说明真正的爱和利他行为必定源于伟大的感情和思想，而不可能来自恻隐之心之类的小情小调。既然恻隐之心之类不可能导致人们做出足够大的利益让步和自我牺牲，就显然远远不足以解决社会冲突，那些小小的善良对于人间苦难来说几乎是万里之遥的杯水车薪；（4）孟子的类比论证法完全不伦不类，假如四端与四体是有效类比，那么既然人性实际上有许多“端”，是不是就应该说人有许多“体”？此类荒谬论证在任何地方都是无效的。儒家中思想最清楚的荀子就以严密得多的性恶论断然拒绝了孟子的性善论（但荀子却被后世忽视）。性善论不成立，使推爱工程彻底失去希望。

可以肯定，儒家伦理体系对于解释社会是不充分的，亲亲尊尊原则加上推爱原则还是不能有效地建立良好社会关系。·····

···缺乏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实践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儒家礼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为了让礼教充分发挥作用，于是礼教就在实践中获得不正常的膨胀，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样确实多少发挥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但这种礼教膨胀是病态的，后患无穷。礼作为一种分配和管理制度，当它被滥用而无穷扩张，它就将分配人们所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权力、权利、利益、义务、责任、荣誉、地位以及对待和被对待的方式，它将规定生活方方面面的价值观，甚至对话语和情感表达方式以及身体的使用方式进行管理。大概除了爱憎和声望无法分配之外，礼试图分配管理一切事情，礼既是管制一切的规范，又是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这样礼教就把整个生活都政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假如礼治工程全面成功，伦理就真地变成了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可取，却是非常可疑的。

当生活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礼教以政治化的方式加以管制，甚至连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都被管制，这是非常可怕的生活。礼治与法治虽然都是管制方式，但法律仅仅是明确划分了自由的行为空间和不自由的行为空间。法律想告诉人们的是：如果希望避免惩罚，就只能选择在自由空间里去行为。与此不同，礼几乎不留自由空间，礼要告诉人们的是：如果想要得到任何利益，就必须按照礼的管制方式去行为，否则就只好放弃利益。表明上看，礼教不鼓励法律的强制和暴力惩罚，因此礼教似乎比法治温和，但礼教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典型的伪自由，因为人们一旦选择了自由就等于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利益，那样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只好自愿屈服，可见，礼教的本质是反自由。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声泪俱下愤怒声讨残酷礼教的原因，礼教被认为除了“吃人”别无作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如此云云，虽是过度批判，但也显然击中了礼教的要害。

从《仪礼》看，周的礼治虽然烦琐，但没有形成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自由等基本自由的严格管制。而且，周的礼治主要是在“国”（城市与郊区）中实施，而在“野”（偏远地区或者无政府地区）则非常薄弱或甚至不存在，因此，不愿意受管制的人们仍然有条件逃逸在外。精神上和地理上的自由空间是保证政治活力的重要条件，只有当人们有地方可逃，有可能逃逸在控制之外，才能形成对一种政治的外部压力，这样才能迫使这种统治愿意成为好的统治，使得人们愿意接受这种统治以便分享其治下利益。一种好的政治将使人们发现，治下利益大于背叛的利益，于是人们将理性地选择政治合作。

【完全就是对社会对别人的虚伪装模作样，抬高自己攻击别人，愚弄束缚，讨好既得利益。人格人品完全是假冒伪劣。这是乡愿人文的必然产物和反映】

看来儒家不懂这一政治原理，因此错误地理解了礼治，以为只要增加礼治的强度和密度就能够控制社会，结果把原本具有积极文化意义的礼治变成了反自由的制度。礼治成为无孔不入的反自由的礼教应该是宋儒之后的事情。宋明儒家是典型的误国意识形态。

【这是故意的，是有意为之的。是反真知维护局限性的人格人品的人文的反映】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式的复礼运动却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孔子奔波多国无功而归，理想破灭而几乎“乘桴浮于海”。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乱世，也是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的难得机会，因此任何有实力的人都不可能放弃这一机会。一旦礼崩乐坏，就只能等到完成利益的重新分配才可能回到礼治。春秋战国时各国所需要的是能够成就霸业的策略而不是伦理学，所以法家、兵家和纵横家更受欢迎。在后来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里，儒家的治理价值才被重新发现而终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以伦理去主导政治的伦理学转向其实是政治的慢性毒药，它会导致政治的慢性衰竭。当礼教被作为政治，它就不得不去对付那些它本来对付不了的问题，超负荷的过度膨胀迫使礼治败坏自身而变成反自由的制度。

【事实上是唯恐天下不乱。这是几千年历史事实证明的。这样的人文产生这样的虚伪邪佞，导致六国失败，导致合理的黑暗时代】

即使在礼教衰竭之前，礼教的真实作用也是很可疑的。伦理或许能够对付小利益问题，却对付不了大利益问题；只能管住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大事则无能为力，人们在巨大利益面前就不再“有耻且格”了。权力或者巨大财富之类的东西足以改变命运，其力量远远大于伦理，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宫廷和官场无比险恶，而日常生活则相对安全，因为日常生活较少有值得拼命的利益。但即使是日常生活，伦理的作用也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正如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所描写的中国古代真实生活，人们只要拥有哪怕很小的权力，也会用于谋取哪怕很小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人命，如此等等[9]。更严重的是，礼教只尊重名分地位，而不尊重人本身，于是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损人不利己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喜欢伤害他人，因为伤害他人是一种快感。正因为伦理的力量远远小于利益的力量，因此，伦理在社会合作方面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老子看到了这一点，对伦理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但老子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有一种令人绝望而且荒唐的深刻：使生活回归到极其简朴的水平，使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争夺的东西，没有可争的，所以才能不争。

其实孔子自己早就知道伦理规范是靠不住的。除了《论语》中的若干言论，《礼记》中有一篇传说属于孔子的言论特别表达了这一困境，这篇言论如此有趣，不妨大段引述如下（其中删节了一些意思重复的言论）：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子云：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10]。

可见，无论大利小利，人们都经不起考验。当然，孔子只是说，总有些人见利忘义，并没有说所有人都见利忘义，因此孔子对复礼仍然怀有顽强的企望。唯一的渺茫希望就在于儒家力推的“榜样模式” [11]，就是克己修身，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最后达到普遍的见贤思齐。儒家以为光辉的道德形象必定具有吸引力，于是精心打造各种正面形象，从圣人、仁者、善人到君子之类。看来儒家并不理解榜样问题的要害。“榜样”到底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是否同时是社会成功的“榜样”，就是说，道德上的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因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是做一个在形象很光辉但在利益上很失败的人。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成浮云粪土的伟人高人毕竟凤毛麟角，只能是人们景仰和颂扬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人们的模仿对象，因此在社会解释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上面所引述的“坊记”篇看出，孔子也知道榜样的力量决非无穷。法家更是发现了榜样的教化作用是可疑的，商鞅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2]。仁者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自己成为仁者，而不可能把他人变成仁者。“不能使人仁”与“推爱不远”是儒家的并列的两大局限性。榜样和推爱都是有益的事情，永远值得称颂，但无法克服社会的各种难题，因为榜样和推爱都只是或然有效而非必然有效的办法，所以是不可靠的治理。儒家的失误从根本上说是思想方法论的失误。

“榜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在德与利之间建立一致性，就必定是个失败社会。儒家社会所以是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制度安排从来都没有能够使有德之人更多受益，甚至反而损害有德之人的利益。亲亲尊尊与任贤使能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亲亲尊尊的结果是用人唯亲和论资排辈，而一旦不能做到任贤使能，就必定在客观事实上使道德榜样失去号召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因此儒家虽有伦理理想，却事与愿违。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是由儒家不懂政治造成的，它在继承周思想时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因此造成了亲亲尊尊与任贤之间的冲突。在周思想中，政治与伦理是有分别的，周的分封优先了亲亲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会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但周在政治治理上强调的是德治，以无私治亲、任贤使能、养民利民为首要任务，以公正的长期治理原则去弥补起始的偏私分配，这显示出周公们清楚的政治意识。亲亲与任贤本来没有矛盾，亲亲原则的有效领域是生活关系，而任贤的有效领域是政治管理。儒家把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就平白制造了自相矛盾的思想。德与利无法统一，这对于儒家是个釜底抽薪的打击。一种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高扬什么价值，这不能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实际生效的社会奖励，即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假如主流话语认为道德光荣而缺德可耻，可是在实践中缺德更能获利，那么等于证明了缺德才是光荣的，而道德榜样变成了一个摆设。所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使得人们好德胜过好利？答案只能是：除非建立一种制度使得有德是获利的必要条件，否则善就没有诱惑力。

即使仅就伦理学而言，儒家也有严重失误。一种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需要由道德价值去证明的，就是说，礼的正当性必须由道德去解释。可是儒家总是反过来以礼去定义道德，合乎礼的才被认为是道德的。礼与道德的地位颠倒是一个致命的伦理学错误，进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错误，正如老子敏锐的发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3]。很显然，礼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因此不能把礼看作是无须价值辩护的规则。如果次序颠倒，规范被当成是对价值的解释，事情就乱了，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去规定各种各样的规范，这样就会有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伦理，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说礼是“乱之首”的理由。

儒家一心希望建立良好社会，但不得其法。伦理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礼治支撑不起政治，克己也不可能复礼。虽然任何一种政治都必须在某些方面限制自由，否则社会不可能有秩序，但是如果全面反自由，就非常危险了。儒家礼教在限制重大罪恶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却不遗余力地去管制那些与道德基本无关的生活风格和细节，坏事没有管住，却限制了好事。管制不该管的事情就是规范的膨胀。尤其是宋儒之后，礼教压制了与众不同的人和创造性思想，抑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使生活充满虚伪、圆滑、懦弱、阴暗、谄媚、人心叵测、人言可畏的气氛。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秩序对其治下的阴暗病弱中国恐怕难逃其责。这一事实不是儒家所能够辩解的。社会学可以证明，主流话语和宣传不能表明社会真实，民谣民谚才是社会真实的表达，而民谚民谣恰恰表明了儒家社会是一个以不信任为主要风格的社会[14]。

最后也许需要再次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礼治本来是周的一项有着积极意义的文化工程，儒家却使礼治变成压抑人的制度，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错？可以注意到，周礼主要是仪礼制度，其基本功能是恰当地表达对他人以及对各种事物的尊重和敬意以促进互相理解和友善交往，因此，周礼是互动的善意表达和交往形式。儒礼过分扩大了礼的涉及面、力度和功能，把礼变成对生活的全面规训、管理和检查制度，这样就减弱甚至破坏了礼的互动性和交往性，代之以监督性、管制性和批评性，而且还把礼在生活中的局部有效性变成全面有效性，这样就取消了生活的自由空间。尤其严重的是，当礼获得了全面控制生活的权威，就必定形成一个变本加厉、吹毛求疵、刻毒苛刻的管理系统，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最后走向生活的窒息（可以想想古代中国妇女、儿童、青年以及有创造性的人们的生活苦难）。这其中有个深刻的社会学定理，涂尔干有过清楚的说明，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规训监督制度具有了绝对权威，就总要找出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加以谴责和惩戒，否则无法证明其规训和监督权威的存在，因此，不断挑错和惩戒是规训制度的本性和动力。当人们完全服从规训制度，行为已经完全合格，规训制度就只好吹毛求疵，把一些本来不算错误的事情进一步定义为错误的，以便获得继续证明谴责和惩戒的权威。比如说，原来微不足道的过失就会被升级为严重犯罪，与别人略有不同的行为就会升级为道德丑闻，甚至看一眼美女或者掉个纽扣也可能被定义为无礼，如此等等。涂尔干把这种吹毛求疵的规训社会表达为“一个模范的完美的修道院”[15]，在那里，根本没有罪行，只好把鸡毛蒜皮的过失定义为犯罪。儒家礼治社会的失败就在于礼的过分膨胀以至于吞没了社会各种生活空间而把社会变成一个单调的规训社会。显然，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能统一为一个方面，各种生活空间不能合并为一个生活空间，尤其是不能让管理制度膨胀到取消自由的地步，否则就印证了“同则不继”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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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卫灵公》。

[2] 关于天下体系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 《周礼天官大宰》。

[4] 参见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 《礼记乐记》。

[6] 《论语为政》。

[7] 《礼记礼运》。

[8] 《孟子梁惠王上》。

[9] 吴思：《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 《礼记坊记》。

[11] 王庆节曾经论证说，中国伦理学是“示范伦理学”。见《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247.

[12] 《商君书画策》。

[13] 《道德经38章》。

[14] 参见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5]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 pp.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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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摘一点易中天的老子庄子反批儒

《庄子》的一本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两个儒生去盗墓，大儒在地面上放风，小儒进去偷。进去半天没动静，大儒就问他，哎，天快亮了，怎么样啊，可他不这么问，他要吟诗，他怎么吟呢“东方若矣，事之何若”。哎呀，这个死人的衣服我还没有揭开呢。我现在发现他嘴巴里有一颗珠子，而他却不这么说，他要吟诗。他怎么吟呢“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大儒说：“挤压他的两鬓，按着他的胡须，你再用锤子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口中的珠子”！然后这个小儒就开始在死人的嘴巴里掏珠子，一遍掏他也要吟诗，他怎么吟呢“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部布施，死何含珠为”。这话什么意思呢？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上，你活着的时候不捐款，死后含着珠子干什么？他捐不捐款管你什么事，你就是偷人家的东西嘛，还要讲大道理，还要讲仁义道德，还用诗的语言来表达，那恶心不恶心，酸不酸那，虚伪不虚伪。

庄子的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宋国有一个高官，官衔是太宰。宋国的太宰问庄子什么是仁？  庄子的回答是“虎狼仁也”。什么是仁？仁义就是虎狼也有的道德。这个太宰就不明白了，这个虎狼怎么会有仁义呢？庄子说，怎么会不仁义呢？父子相亲，仁也，儒家不是讲仁是什么？就是亲亲嘛，就是做儿子的爱父母，做父母飞爱儿子。狼不也是这样吗？老虎不也是这样吗？那老虎他不是也仁义吗？庄子这话的也是什么？他是给儒家出的难题。请问仁义是道德吗？如果你说是，那么虎狼也有道德。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反过来我问，人与动物有区别吗？你说有，那么仁义不是道德。

道德堕落了，仁就出来了，仁也不行啦，就讲义了，义也不行了，就讲礼了，所以仁义礼都是道德堕落的结果。那么我们又要问？是怎么堕落的呢？老子说“失道而后德”你把道丢了，最高道德就丢掉了。

在老子看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道德堕落了，仁义就出来了。坏心思想法多，果然出现严重的伪大伪。

家里面不团结了，就要说应该孝，应该慈。国家混乱所以提倡忠臣。而且特点就是，越是没有越是嚷嚷，越嚷嚷什么他就越没有什么。

【这就证明所以出现假与伪，恰恰是因为最是不良的越是假与伪的编造。越是装模作样的假与伪。】【假与伪不是让人放松，而是束缚压抑，刻意的背包袱。这就是目的之一】

德是什么呢？德的甲骨文是一只眼睛在看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只眼睛看见的是什么结果？直。一只眼睛看路是直的，所以德这个字还有三种写法，一个是双人旁加一个直，第二个写法是直下面加一个心。第三种方法是左边双人旁，右边上面是一个直字，下面加一个心字。还有一个写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德字。德是什么呢？德是从道那里得到的真理。真理是直的，这真理是从哪里来的，从路上看来的，什么路呢？天下最大的路，“道”。所以德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

【没有真正的道，也就没有真德，而是编造假与伪，掩饰自己，狡佞的不利于社会他人。假与伪注定一开始就是悖离人的根本人的正路。所以，越来越造成弯弯绕歪歪尿拐弯抹角形式主义】

道是什么东西呢？道是规律。德是什么呢？德是方式。或者说在老子那里，道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德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式。道是规律，德是方式。

【当然，老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很有局限性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