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划时代 人文教训和兴起之地命运启示
2018-06-27 14:53
一
自觉的认识民族性改造国民性,只要是事实,就公开的承认和改正,这是全世界人类社会都要解决的大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命运和前途。什么地方的成败得失都要清清楚楚,谁应该改什么都要清清楚楚。不指出自己的缺点,只是讲自己怎么怎么好是绝对不行的。
笔者认识到,更科学的看,更高更广的看,更细致的看,应该是认识人文改造人文。
现在,地球人连自觉认识国民性改造国民性都没有意识到,顶多是自发的水平自发的进行。
通过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兴衰成败,笔者感到不能不指出人文思想意识形态重要性。可以说,就像是现代电器的电压,电脑的软件,是人的精神命门。
二
民族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的。特别是长期的既得利益阶级社会,造成人性的全面愚弄毒害。
比如美国是移民组成的,美国社会吸收世界各地的长处,同样也吸收了各地方的短处,美国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就说美国现在的困境,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制造业空心化、金融乱象就加速度出现了。其中,犹太人的聪明劲、缺点、弱点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德国路线,美国已经不战而胜了。
鲁迅先生1925年就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中国近现代的名人都认识到国民性的严重问题,都进行了认识和批判,没有这些反思,就不会涌现那么多先进中国人有能力有水平为中华民族奋斗。
三
人类的生存发展进步来自实打实的真与实科学性的实践与认识。任何假与伪花言巧语的都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几千年既得利益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西方欧洲国家历史上的解剖学反宗教和布鲁诺这样的科学真理斗争,实现了发展进步。中国近现代大批名人批判几千年的花言巧语,引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唤醒启蒙了中国人挽救危急存亡。
秦穆公问:“中原华夏国家治理,靠的是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即使这样,尚且时有动荡,不能救世于混乱,戎夷没有这些,要治理好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笑道:“礼乐法度,正是中原乱而不治的根由。恰是中原华夏有诗书礼乐法度所以才难以治理···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臣民则炮制出‘仁义’概念怨望于上。结果上下互相怨恨,相互伤害。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由余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的礼乐法度这一套。礼乐法度这一套,耗费社会成本巨大,却完全没把劲用对地方,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和纷争。秦穆公这下忽然发现自己汲汲以求的中原花言巧语并不是那样“先进”。
四
中华历史至今有三大发祥兴起之地。一个是——奇乾莫尔道嘎室韦到呼伦贝尔肯特山,一个是——延边到新宾沈阳的长白山脉,一个是——天水凤翔岐山西安。
黄帝族就如后来的鲜卑蒙古族兴起,这是很多历史研究已经发现的。颛顼是辽河流域出发的,周总理指出“现在中国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确定下来的”。女娲伏羲周朝秦朝汉朝唐朝,从天水到西安带来中华强大。
通过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兴衰成败,笔者感到不能不指出人文思想意识形态重要性。可以说,就像是现代电器的电压,电脑的软件,是人的精神命门。
这些兴起之地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是必须彻底搞清楚的,是现在所必须的特别需要的。
五
笔者举例说明蒙古帝国成败的启示
1
任何发达兴起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文是基础,一定记住这个——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兴起之地的人文,至少在兴起的时代是比别的地方更好的。蒙古族满族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就知道个人狭隘自利是不行的。
2
懂得先进生产力,知道铁的开发运用。蒙古祖先走出额尔古涅昆,就冶炼了很多铁。懂得大炮火药的新科学新装备,不杀匠人的性命。
后来的进攻日本,没有重视发展新科学新装备,没有以前那样慎重认真踏实的做好实打实的侦查和渗透。
3
日常生活的思想意识形态健康
就像长征后的红军,看似损失很大,力量丧失很多,但是人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干净了,其实更加团结,向心力更加纯粹强大了。蒙古族祖先逃难到额尔古涅昆,能够发展壮大,蒙古族更加朝气蓬勃,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4
蒙古高原西伯利亚的人们普遍信仰萨满教。人们以大自然为神,以永恒的天空——长生天为神,严格的讲并不是宗教式的迷信,而是真实感的企盼。记得八十年代一个美国动画片就借鉴了信萨满教人的真意————“赐予我力量吧”。蒙古高原西伯利亚的人们,直到成吉思汗蒙古国崛起之初,都是萨满教为主。
本来长生天萨满教比任何宗教都好,更加团结人,可惜没有用长生天统一意识形态,没有用长生天取代各地宗教,反而造成各种宗教大杂烩,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与这个有很大关系。清朝还知道剃发易服,统一为满族打扮,蒙古帝国没有这样反动,但是却没有清除被征服地的宗教。如果吸引被征服的地方,比如欧洲人,摆脱宗教的压迫,一定会带来很多人的拥护支持。没有把长生天萨满教作为解放各地受压迫人们的希望,成为吸引人的旗帜。
5
最严重的在于,兴起之地的人进入到内地南方,受到假与伪花言巧语、人文劣根性、内地南方狭隘腐朽的影响,被污染同化。结果,一方面内地南方被换了血缘;一方面兴起之地的人最终兴起之地都保不住,还被内地南方的人流入兴起之地,尽管这也是祖先撒的种,但毕竟不纯。可谓是两败俱伤都不好。
发祥地兴起地的人们打江山坐天下,却被内地南方的人文腐蚀了,被内地南方的各种既得利益阶级社会的把戏毒害了,自己所以能发祥能兴起的魂就丢了,结果自己的兴起之地最终保不住一败涂地了。
周朝保不住岐山,东三省受过日本侵略,现在室韦成了俄罗斯族乡。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略、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还有刘少奇说的,因为近代中国不是一个列强侵略,所以才没有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进行真正的认识解决,就会恶性循环的还是历朝历代老路,还不如唐元明清,也就是宋朝。
6
从黄帝族开始,兴起之地进入内地南方,就是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所批判的——也欣欣然接受旧腐朽,被污染的份了,鼓捣假与伪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蒙古族引来喇嘛教,容忍各种宗教,忘了自己的长生天,结果一蹶不振。
成吉思汗开始把颚嫩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神圣化,这其实是受到内地南方的影响。而不是让人们记住这是蒙古人的母亲河。出现了各种神圣,既得利益阶级社会的把戏加重了,失败的各种因素也就开始出现了。
内地南方,历来是自己无法统一的,而且只能分裂。注意笔者关于统一的范围认识哟,和有没有送领土的事情。
兴起之地,历史上一直愚蠢的接受内地南方的假与伪腐朽。因此有时候没有大一统,成为半壁江山或地方政权。他们所以一蹶不振,就是受到内地南方的假与伪的腐朽的影响。
而内地南方流入兴起之地,人文也糟糕了污染了。现在,甘肃、青海、宁夏给人感觉不好,官本位思想严重。天水上火车可谓是拍案称奇,本来人人有票,座位空荡荡的,列车开动了只坐满了一半,竟然乱成一团挤的不可开交,列车员大喊大骂无济于事,见怪不怪的列车员都表示不可理喻。
清朝皇室对历史的教训接受一些,严禁汉人进入皇宫,所以清朝皇帝的身心健康要好于明朝宋朝。当然,这是治标不治本,更谈不上真正的认识。
7
内地南方的人文带来中华的隐患,就像是历代魏国呀的过眼云烟。内地南方就是自己有点真人才,也都弃之不用。而兴起之地又没有能力和气势统一,就会参与分裂。中国人互相鄙视是很危险的,而空谈反对互相鄙视,却不想解决是什么事实根源引起的,就更加危险了。——这很重要哟,不听会导致玩完。
思想指导行为,内地南方人文导致内耗一盘散沙,破坏民族凝聚力,更谈不上对外的人文吸引力。内地南方人文没有吸引力,让兴起之地的人鄙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历史上这个问题总是一再出现。
必须改造人文,必须指出人类社会的新的生存方式。让兴起之地的,更是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人文。
这是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更谈不上重视。
中央集权再强有力集中统一,硬件形式上虽然没有各自为政,但是劣人文就像是腐蚀剂,结果是历朝历代 中央集权开始有力,可每况愈下。社会环境也每况愈下。人文与政治经济成为互相促进的恶性互动。
8
现在的人类社会,古代近代的殖民地式的征服已经难以出现。现在兴起之地,应该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最先进的人文,能团结一切先进的人们。让自己成为引领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力量。让人感到有利有益,才能长久,才有感召力凝聚力。
参考
儒家店导致的很多悲惨下场。西夏就大肆鼓捣儒家店。金朝的完颜陈和尚读儒搞得自己犯糊涂。还有格尔丹受到宗教影响,愚蠢的没有像成吉思汗首先西征,而且也是犯糊涂。
史可法就是这样。顾诚在《南明史》中评价: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