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线医生经验的有效性，以及在确诊标准方面的话语权而言，对照专家组的专断，两者之间如何相互结合与合理分配，始终未能解决好。而这个要害问题的可批评性，应该说李文亮事件讨论的应有之义，但却始终处在喷子们的批评眼光之外。

　　新冠肺炎识别标准的转换，最初是专家组界定的三条最严苛标准——要有发热症状、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以及核酸测试阳性，还有一段时间核酸试剂盒测试要在北京完成，后来试剂盒下发到武汉之后又遭遇到检测能力不足，这些都导致实际的确诊人数过少。而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显示，专家组界定的发热症状和试剂盒检测标准都无法涵盖全部患者——始终有相当部分患者没有相关症状且多次核酸检测阴性，最后表明还是要回到临床一线医生的经验上——“CT双肺磨玻璃影”诊断。

　　一个具体的诊断标准，先后花了两个月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一线医生的经验判断和常规诊断手段上来了。这个问题需要好好展开讨论一下：院士级别的高级专家组的话语权，跟一线临床经验的大数据经验之间，应该确立一个怎么样的相互关系?如果有冲突，到底应该谁听谁的?武汉疫情期间的表现，怎么看都是整一个“专家误国”“专门坏事”的反面案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科的一线医生，早在1月10日和18日就两次上报异议意见，说专家组划定的诊断标准过严。遗憾的是，社会上如此强烈的批评浪潮，始终没有介入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决策环节，去支持正确的一线经验。批评意见或者舆论压力，始终缺席理性诊断标准的形成过程，从最初阶段专家组的最严格标准到最后回归一线医生的务实经验标准，花费的时间过多，明明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数据推翻不合理的严苛标准，但完成这个转换却过度拖拉，最后还是在行政的“自主调节”作用下完成转换的。

　　因为缺乏建设性批评意见的参与，一线医生在专家组意见的强势面前，显著很孤单和无助，合理诊断标准的形成过程就相对拖后，结果有关疫情严重性的评估以及病人数目统计，都没有合适的标准作为依据，两个方面的技术判断都长期做不出来。而行政调节的决策过程与技术决策过程和逻辑，有所不同，但都得依靠靠谱的信息和知识，在相互关系上，合理的行政决策应该基于靠谱的技术决断。但在武汉疫情期间，在这个具体的诊断标准问题上来回反复、久拖不决，花费时间过多，不管官员们实际上是否在乎专家意见——因为技术决断久拖不决，行政决策就始终找不到技术决断方面的合理依据，专家意见就等同于直接缺席了行政决策过程，官员们确实就此获得了全部的决断权力。而行政单独决断的改变，往往总要等到行政调节条件被完全满足的那个最后时点，有人不无挪揄地评论说，最后还是得依靠离任审计，才最后解决了前任的“欠账”或“假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