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度相当尊崇简·雅各布斯的主张——当然，属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筛选——比如重视资源而非建筑的聚集，几个优秀的样板城市，都是以人口流入为标志，景观优势倒是位居次席的。

「城市与国家财富」延续了简·雅各布斯厌恶上层规划的见解，秩序可以是自发形成的，并不需要教条指导，作为经济动物的居民们必然完成最不坏的均值回归，自以为有效率的干预反而会造成无效率的拖累。

老太太多少有些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亚当·斯密的影子，城市在她眼里几乎有着希腊式的城邦理想，异乡读者的消化难度不小。

不过恰好见著知微，武汉有多名小区业主私下联系商贩绕过社区「直销」打掉高价菜肉的事情，还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特殊时期被逼出来的生存技能，以及里面藏着的城市经济学。

我一向不反对因由市场供需关系波动引起的价格上涨，但是如果悄悄加塞不属于市场的条件进去，市场主义就难免失灵。

同样的供应商，若是经手社区之后是一个价格，拆掉这个中间环节又是一个价格，同时两个价格之间的距离，又是远超消费预期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秩序，就是有问题的。

的确，中介有中介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成分有多少是属于居中服务的，又有多少是属于垄断市场的，这个账一天不算清楚，掏钱买菜的居民们就一天不会停止嘀咕。

我住的这片小区，不知该说是福是祸，总之就是社区存在感极弱，所以都是业主组织起来解决生活需要，对接商家、分配订单、排队取货、互通有无，场面基本上都是秩序井然的，虽说限于供给总量的压力算不上肥美丰富，却也足够片区里数千个家庭的日常消耗了。

城市的脉络不会被轻易堵死，除非真的故意在血管里掺沙子，精确酿成病急乱投医的非理性消费。

据我所知，虽说新冠肺炎病毒理论上可以依附在物体表面存活，但是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感染证据，都是基于人群聚集和封闭空间引起的飞沫传播，是人传人，而不是物传人。

所以，无论封城措施多么严厉，物资本身的流动不应过多的受到安全条款制约，只要人的接触密度得到妥善安排，绝不至于出现让人买不起菜的情况，这里面有多少人为因素，想查的话恐怕又会揭下一层画皮。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希望、也全力支持在这个特殊时期坚持向困在家里的市民们提供商业服务的企业以及个体户挣到比平时更多的钱，问题在于，我也要确保这个钱最后会落在他们的口袋里，而不是被别的环节雁过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