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资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对资本来说，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过程。

　　首先，产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

　　这一点几乎无需赘言。从农村出来的贫困人口，一无所有，如果想活下去，又不想男盗女娼，那只能出卖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时间，基本是24小时减去睡眠时间。尽管资方给的价格，刚够他们维持生活。

　　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厂里的工人工作12-16个小时(甚至更多)，工资仅仅够买掺杂了白垩的面包。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直接压低城市无产者的劳动报酬。如果农村人口不进入城市，那么城市劳工的待遇要高得多。在商品全球流通的时代，谁的高素质单位劳动力价格最低，谁的商品就最便宜，谁的商品就最畅销，谁的利润率就高，谁的工业积累速度就最快，谁就有资格吹嘘所谓的经济奇迹。

　　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马克思时代的697，英国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要慢得多，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殖民过程，都会慢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讲，把本国农民从土地上彻底剥离出来，可以进一步压低本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向外倾销商品，为本国资本创造更多利润。

　　当然，资本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必然吹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宣传的只是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在工厂(工场)中被榨干的进城农村劳动力的血泪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

　　其次，城市地主阶级获得日益高昂的地租。

　　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地主自然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租。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地租水涨船高。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由于伦敦迅速城市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没有落脚之地，阁楼、地下室、贮藏室、临建，甚至猪圈都能租出去，而且租金不菲。

　　工人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房租，他们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钱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给地主。

　　产业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中的大部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辗转流入城市地主的腰包。这部分甚至成为产业资本沉重的负担。

　　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辛苦半生，有一点积蓄，用这点积蓄做点小生意，比如，饭店、杂货铺、理发店之类，收入的大部分，也要支付地租。

　　如果没有限制，顺其自然，那么每个国家只会有几个大城市群。控制这几个大城市群的核心区的地主家族，控制核心经济舞台，地租高低他们说了算。他们拥有的财富，完全可以富可敌国。

　　再次，农村的大地主阶级迅速兼并土地。

　　农民都滚蛋了，留在地主贵族，半买半抢，就把农民的土地收过来了，然后雇佣农业工人、建立大农场。印度、拉美的大地主阶级住在大城市，甚至不住在本国国内。国内的农场交给管家管理，大地主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炒作一下农产品期货，偶尔回去视察一下，查查帐，敲打敲打管家，顺便看看农场生产、经验情况。

　　这种土地兼并所需要的价格可能低得令人发指。对进城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率越高，农民越穷，单位亩产越来越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从事农业盈利的门槛越来越高。在农村从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以他们才背井离乡。农村的土地和房产，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但是廉价卖掉却可以多少获得一点钱。

　　买主只有一两个，卖家却有一群。能卖到什么价钱，可想而知。

　　随着农村土地不断兼并，小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法治不断退化为封建领主统治，农村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劣，小农户的土地和住宅日益没有继续生产的可能，价格只能不断下跌。

　　农村的大地主完全可以好整以暇，看看自己领土周边，或者被自己领土包围的小农户们，能坚持多久。

　　一般来说，中老年农户也许拒绝屈服，但是他们的后代大概率会选择移民城市。老人作古以后，没有人打理农田和住宅，很快就会被抛荒和濒于倒塌，日益不适宜耕种和居住，被廉价抛售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