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反腐的重要渠道，表叔、房叔、房婶、房帝、房祖宗不断出现在反腐的视线中。2013年，网络反腐大战以朱瑞峰的视频为切入点、以赵红霞为主角进入高潮。一个视频，一个赵红霞，颠倒了重庆，颠覆了官员，使腐败的官员心惊肉跳。网络反腐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网络反腐会走多远？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腐败也多，为什么难以处理？有了网络，腐败还是那些腐败，甚至都是老腐败，老腐败为什么在网络之前没有得到解决，房婶房叔房帝们是老腐败，重庆雷政富们是老腐败，老腐败为什么只有遇到了新网络尤其是微博之后才解决？难道制度已经呈现出瘫痪状态或休克状态？那些反腐部门如纪委、检察院、反贪局都在做什么？那些监督部门如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法院都在做什么呢？难道这些部门都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功能？已经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是滞后了，而且是运转失灵。这种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苏联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已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失败，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失败的那一天，苏联人没有起来反抗，苏联的官员没有起来捍卫，苏联人的所有人都在看，看着他倒台，看着他死，他们已经知道，专制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专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已经生锈，专制加社会主义仍然是专制。这个由列宁创造的专制体制，由斯大林强化定型的专制体制，在活了七十多年后，经受不住时代的考验，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已经自取灭亡。中国的教科书说，苏联是高度集权的体制，高度集权的定位是不准确的，高度集权的概念也不科学，苏联的体制是专制极权。

   据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人说，当时邓小平主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两个特定的内涵和指向，一个是彻底否定苏联的体制，一个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极权体制。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苏联体制的影响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惯性，再加上当时邓小平等人的政治局限，两个彻底否定都没有彻底实行，彻底否定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这突出表现在八十年代末之后对政治权力的强化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这样，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就变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威权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治体制，维稳体制就是中国特色威权社会主义的定型化。

   这种中国特色的威权社会主义使得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的同时，政治发展却停滞不前。市场经济内生的自由性、平等性、契约性被破坏。市场经济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不与权力结合，不得不进行权钱交易，不得不与权贵相结合。而私营企业主入党，新兴阶层入党，使他们自觉地与政治结盟，他们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名义，进入了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商人他们成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与此同时，权力本身也不甘于成为权力者本身，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商人权贵，权贵商人，商人从政，权力从商。权力与商人共狂欢的时代来临。

   权力有分立才有制约，公开才有制约，有力量抗衡才有制约。中国的权力只有分工没有分立，纪委是分工，检察院是分工，反贪局是分工，新闻媒体是分工，一个政治分工的社会表明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有机体的任何部分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分工都与其它部分相结合，分工就不能制约。一个核心部门发出指令，其它的部门就得执行，新闻部门就成了核心部门的传声筒，就成了喉舌，它不但发出声音，而且还要纠正杂音。它的声音就是体制性共鸣，其它体制的部分成为传媒的共鸣箱。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分工的“齿轮”体制因为没有纠错机制，没有制衡机制，没有预警机制，没有淘汰机制，没有动力机制，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全局性问题，一旦没机油，体制就空转。

   这种体制的衰败就是体制性衰败，腐败只是它的表征，治腐败并不会使体制变好，而且会使体制变坏，加速体制的衰败进程，这种体制无论如何抢救，都不能获得新生。这是经验性的证明，苏联东欧都是体制性衰败，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中国在八九年之后以强硬的手段让其活了二十多年，现在又以维稳的制度性强制手段继续运行下去，将会面临着更大的困局，甚至会产生全国的社会危机。

   在英国有一个第三等级，这个第三等极是资产阶级的主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他们争取了政治上的地位，只是如同他们经济是独立的一样，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独立的，他们的存在是对权力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制约，国王不经他们的同意，不得随意征税，最后形成的议会制度更是对国王权力的有效约束。在中国，一些学者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着中产阶级强大，中产阶级强大了，民主也就不请自来，可事实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强大并没有带来一个民主的中国，反而带来了一个权贵的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不但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甚至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他们在经济上不独立，他们在政治上也不独立，他们在经济政治没有办法与权力相抗衡，因为中国的权力太强大，中国的权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与权力相结合，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没有办法生存。

   网络暴露了体制性衰败的全部征候，网络反腐只是体制性衰败、制度失灵的反应。在现有的体制下，网络反腐走多远，取决于体制的运转时间，一旦体制失灵，网络反腐就会走到尽头。网络反腐的能力取决于体制的存活能力。因为网络反腐最终取决于现行体制，如果现行体制彻底失灵，网络反腐就宣告结束，如果宪政体制到来，网络反腐的功能就会减退。也就是说，网络反腐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与宪政民主建成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有多长，网络反腐就能走多远。

网络反腐是中产阶级有限力量的抗争，这种抗争因为权力的关系必然显得极为不彻底，是他们独立而又不能独立的心态在网络上的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非独立性和反腐的不彻底性、选择性使得反腐又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