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8日《潇湘晨报》报道，日前广东韶关始兴县宣布将在春节后公开526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产，但仅限于内部网公开。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杨常委宏论的潜台词是：官员收入较高。这或许有根据，但绝非全部基于事实上的判断。否则，此前有官员公示的财产那么寒酸就难取信公众。但如果特权阶层收入都较高，就有理由怀疑其是否存在不当获利。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面前，“收入差距较大”难免要“引起社会反弹”，但其话外音给人的联想则更丰富。虽然腐败现象严重，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干净的或者比较干净，断未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地步。如此“恶意推定”，有点耸人听闻；这般为财产公示“戴高帽”，很有些挺腐意味。

其实，老百姓并不在意官员的收入有多高，而是其财产来源是否取之有道。如果经得起查，官员根本无需担心，老百姓也会舒一口气，该干嘛干嘛。害怕“差距大”百姓难以接受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理由，不仅低估了百姓觉悟，也是让人们对官员财产来路生发联想。在一个扒粪时代，越是隐瞒越是激发好奇，民间只会更用力。而腐败越多，越对社会稳定不利。

中央最近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前者绝不仅仅指“将来时”。未进笼子的权力已经造成的危害，也是“笼”中必有之义。任何一项行动，必然要付出成本，但代价必须设法避免。从这个角度说，官员彻底公示财产即便可能产生不稳定因素，但这样的“不稳定”和腐败的代价比，只是一种小成本，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而后者更显示出中央从严治党、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态度。在“凡腐必惩”的前提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和突破口？近期曝出的几起与房产相关的腐败案件，无不剑指这一制度的难产拖沓。无论捉苍蝇还是打老虎，都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让苍蝇养成了老虎再捉，等老虎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才打，才是悲剧。捂住烂疮获得的稳定，必是假的、虚的、暂时的。爆发的高昂代价，绝非我们所能承受。

腐败滋生，盘根错节，各方利益勾连，因而，与腐败斗争，困难重重，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比拼耐力诚意，更以制度取胜。官员财产彻底公示必是其一。百姓对之厚望，从“我脱了，轮到你了”倒逼官员公开财产的行动中可见一斑。我们可以留有足够时间完善制度细节，以防类似“户多多”们“以腐匿腐”，但向腐败妥协，向反腐泼冷水，就与中央反腐决心和方向背道而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挺腐。在反腐问题上，我们必须黑白分明，态度清晰，果断站队。中央反腐意已决，地方不该退宿不前，而应鼎力相向而行。

根据金鹏的《中国贪官疯了！外逃加速令世界震惊！》微博：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24小时中，就有51名企图外逃的贪官被捕，而在国庆黄金周中共抓获115名企图外逃贪官。在之前的8月3日晚至8月5日就已查获60多名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携汇最少的一名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官场的变相挺腐，令人不由回忆起2012年12月27日，各大官媒和门户网站均刊登转载了一篇《习近平走访各民主党派，称延安历史周期律谈话仍是警示》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习近平谈到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称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律，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黄炎培对尚未掌权的毛泽东说：在历史上，周期律是跳不出的，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他执政掌权后，曾经有过短暂的偿试，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执政党仍然纠结于老路新路与邪路，没有把中国引向普世社会所公认的民主自由之路上去，这是历史的缩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是“伟大的成就”，就是“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腐朽的蒋家王朝”，“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新中国”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执政者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国人，在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体制乃至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而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被追刑责，似乎是干了一桩桩倒高尚与光荣的事情。

1976年之后，用执政党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强推的改革开放，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所谓的“拨乱反正”再次提出先富理记大力引进外资，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复活。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究竟是革命的结果还是复辟的必然？为什么完全相同的偿试实践，一个被批为丧权辱国被打倒被推翻，现在又称之为丰功伟业要人民感恩歌颂？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在“旧中国”却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的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更令人困惑的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所否定；而改革开放所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都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60多年来，大陆官方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道历史的轮回。

而1980年代末期之后，改革开放更是脱离了初始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加速崛起了一批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群众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对执政者的失望和抱怨！

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成为今天这个社会的常态，而在所谓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荣，说真话为耻！……

不久前，习近平南巡，第一站到了深圳，然后到了佛山顺德，最后到了广州军区。一路上轻车简随，让人眼前一亮。其坚持改革、亲民低调、对内反腐、对外阅兵的姿态，赢得了民间大片好感。鲜花喝彩间，左右各派都充满了憧憬，意见领袖们对此行的解读并不相同。在最大的舆论场微博上，看到不少言必打倒美帝的“乌有左派”，不少言必民主自由的“南方公知”，都觉得自己赢了。且不管人民各自的心愿怎样地南辕北辙，新的中国梦已经借着领袖南巡悄然上路。

渴望公平、渴望反腐、渴望个人的安全与财富，渴望国家的强大与复兴，应该是现在很多人的中国梦。按中国新闻的习惯和逻辑，习近平南巡自然算近期最大的热点。人们对这届领导下车伊始表现出来的朴实谦逊也很高兴，对领袖视察不封路不题字吃的方便面充满了好感。但是：无论看起来多么优秀的领袖，都不可能一个人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国家是每个公民的，只有每个公民各尽其责，中国梦才不至于成为泡影。否则，无论领袖的好坏，中国都可能走不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传统和明君崇拜的民族。这一点仔细想想其实很恐怖。大家都太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尤其是看起来不错的领袖）身上了。对明君（清官本质就是低级别的君）的向往在北京南站密密麻麻的访民人群里，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多年来清宫戏、微服私访剧、什么大青天大太监能够火热的心理基础。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分为：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被誉为最精辟的中国简史。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这个悲剧的链条是不是应该斩断了？张养浩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魔咒能不能在我们这一辈基本没吃过苦的人手里打住？历史上有能力有抱负的“风流人物”从不缺不少，“人祸”却还是那么多。要在制度上、理念上、国家的根基公民意识上建立一个安全的现代国家，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老百姓的一种习惯，一换领导就开始幻想青天，过个几年又开始骂骂咧咧，然后等着新的领导，如等待戈多。这样的人民，当然是领导欢迎的，他们理论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转过身就必定朝着仆人献媚——这才是中国历史悲剧链条最沉重最隐形的一环。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话简直振聋发聩，值得对明君翘首以盼的百姓思考。碰到好的领导当然是种幸运，但假设哪天中国人碰到不好的领导该怎么办？又或者领导挺好但头脑一热犯了个大错又怎么办？！

中国辉煌与黑暗混杂着几千年，最不缺的就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最缺的是权力的制约。领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没有自由思考的教育，领袖并不能凭空制造出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自由发表的言论，领袖也许连真话都听不到更不可能有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公平和严谨的法治，建设多少工业设计园都不会出现乔布斯——山寨没代价谁还原创？历史还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他不仅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未产生很多新问题，所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谓的实干，就是一点一滴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法治，去借鉴先进制度好的东西，慢慢去尝试与创新。让权力不敢嚣张，让报纸敢于曝光，让百姓各得其所，让冤屈有处倾诉，让教师安心教书，让医生不再害怕，让工人都能退休，让农民都能医保，那才叫实干。

近两年中国大陆最吸引人的当属“重庆日报”，倒不是这份报纸文章写得怎么好，党报的文章再怎么样也就那样。最吸引人的是恰逢重庆事件前后，那种文章里朝秦暮楚的戏剧感。不用看契科夫的变色虫，看看“重庆日报”就同时欣赏了川剧变脸。在薄熙来出事前后，那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让人们重温郭沫若的遗风。笔者并没有责怪这份报纸的意思，知道其有很多无奈。想说的只是，现在对领导有无数的表扬，其实不用太看重，因为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

官场最近还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让人想起历史上的的官员周期率。魏公子牟到秦国游学，离秦前对丞相范雎说：“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这话其实很简单，说明因做官而追逐美味讲究排场以致身败名裂的周期。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世风渐变，尤其是官场上僭侈之风盛行。仅举2012年秋的亲历即可窥豹斑，某市一辖区因迎接邻区长官带队考察动用三级警卫(中央委员适用标准)封路清场，行人避让交通改道，民不堪其扰。孔夫子对季氏僭用八佾之礼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号，但该区交通行风评议员却呼告无门。

官周率的形成自有其文化心性。《战国策》载齐宣王见颜斶，这位喜欢安步当车不愿为帝师的隐者揭示了官员骄奢行为的心理：“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说穿了就是底气不足内心苍白无力才会靠物质铺排来强调其地位。梁任公则从人心喜攀比好从众的习惯分析：“上流社会满盈骄奢，寖成浮华轻薄之风”。所谓“寖成”就是与世推移，相互濡染养成的官场恶习。

官周率的发生也有其政策土壤。一百多年前严复写过《论中国教化之退》专门研究社会风气的退化，其中有一句就是“其富也，僭侈逾度，国家听之”，可见政府官员的骄奢也是由于法令松弛疏于执行所致。从表现来看，由于缺乏透明的收入监管机制与严格的职务回避制度，官员的腐化已经延伸到配偶子女。汉朝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就曾指出：“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坐而委蛇，起而为非，未见其仁也”。官周率的本质就是贵能致富，权能易钱，推动奢侈风行的大多是权力不受限制的官、富二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自然往复循环。

官周率的出现还在于其经济伦理。中国的官场有句谚语：“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道出了个中三味！在政府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只有公务消费能够在体制内满足官员的支出需要，其经济逻辑是只要不中饱私囊便无迹可循。但这实质是消耗公共资源，影响到正常的支出结构，挤占其他刚性支出。反观法治国家，所有开支均严格按照预算进行，不得随意增加。

中国最早的政府公告《诗经·商颂》这样告诫官员：“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即不准超标接待，不准过度消费，与我们当前的禁奢令不谋而合。当下正值激浊扬清，广大官员须知“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尤要懂得修己洁身，践履禁奢令，才能真正跳出千古不易的官周率。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去夺取政权，每一次又都被暴力革命所推翻。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

历史的教训一再警示，中国能否从暴力革命的历史周期律中走出来，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取决于执政者的战略眼光和博大胸怀。中国社会能否和谐稳定人民安康，也完全取决于执政者是否真正还政于民接受监督，如果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格局，绝大多数人既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也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中国很快又会陷入相同的革命动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