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蒋介石应全党全军的“恳请”复职总统后，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条潜规则，便是确保儿子的顺利升迁，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长、台湾省主席、三军司令等要职任命完后，40岁的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指挥派遣对大陆游击活动。

1954年，蒋经国更上一层楼，调任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国安会”下设国家安全局外，还以原国防部保密局为班底，分别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为蓝本，成立国防部情报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不仅下属各情治单位必须对其负责，必要时相关部会首长，亦需受其节制。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得定期向“国安会”报告，接受督导。

蒋经国虽是副秘书长，但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大小并无丝毫关系。至此，蒋经国实际上成为全岛超过10万警察、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其实际地位仅次于总统蒋介石、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

在这天下板荡、党国危难之时，打从俄国返国回来后，“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的蒋经国，决然地拉开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脚下一个可谓马槽般大小的孤岛，怎能再容这马槽里混入一个驴头？

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蒋经国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以“总统府”名义征收后，取名“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作为他的指挥部。每天，全岛最重大、机要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同时，一条条整肃、捕杀的律令、密令由这里发出。

在他眼里，“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以上引语见江南《蒋经国传》）

台北市郊有一个地方叫马场町，是当年当局枪杀政治犯的一个主要刑场。每一回执行完死刑，地上总淌有一大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将血埋上。随着这里渐渐地耸起一座小丘，可以发现1950—1957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逮捕、处决政治犯最多的时候，尤以1954年前为盛。

上世纪90年代初，马英九执掌法务部门时，在回答民意代表质询中透露，所谓“匪谍案”、“叛乱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计2.2万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统计，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统治中，有10万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计，不止此数；以后得以出狱的受难者们保守估计，大约5000人被杀，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枪决，8000人入狱。

龙应台先生认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大抵只是一个抽象名词，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头落地的一串数字。即便是一串人头数字，这于后人的感觉，尤其是在易膨胀却善健忘的我们这个民族，一路淌过来的一摊摊血水，已几近于路边一朵朵可染红女人指甲的凤仙花，人头也大约麻木成了猪头、蒜头。可于生逢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战栗神经、痛彻心脾却又无从言说、无从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况。

今天的人们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诗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刀刃起落没有声音，鲜血渗入泥土没有声音，无尽的黑暗里腐烂没有声音，尚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声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见了，以眼神言语，连手都不敢摇——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个邻居，办公室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同事，或许，还有你孩子的某个老师，突然，活生生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问起，没有人谈起，更没有人为之伸冤。人人视而不见，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发生的不过是窗外马路上过去了一辆车，从室内悄悄溜走了一股烟气……

众多见证人，在未来的良知法庭上，又群体性地沦为“污点证人”——这就是白色恐怖。

一个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台岛南部军旅的退伍军官，曾对现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杨渡先生说过：

“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来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这就是白色恐怖。

在绿岛里关押过的作家柏杨写了一首诗：

在那个时代，多少母亲，

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这首诗日后被刻在绿岛将军岩西侧的人权纪念碑上——

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谍”就在你身边

比起军队、警察、监狱、枪决等显性暴力，属于隐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在对人性的震撼、于社会的撕裂上，后者或许更甚于前者。

1949年5月，国民党已在台湾地区颁行“戒严法”，宣布台湾为军事戒严地区。时任省主席的陈诚，根据“戒严法”发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实行“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设置山地“管制区”4种，计119个区域，“海防管制线”长达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进入1950年后，当局又制定、颁布与“戒严法”有关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条例，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戡乱法”、“戡乱时检肃匪谍联保连坐办法”、“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报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工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达100多种。

其大要为，在戒严时期，严禁民众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禁止以文字标语，或其它方法散布“非法”言论；每户人家必须与三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要与二人以上连保。一旦被定为“不良分子”，其邻居、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甚至其佣工中，即有多人遭受株连。在基隆、高雄两市实行宵禁，从午夜1时至清晨5时“随意行动者”处死；禁止携带、藏匿武器弹药，不准随身携带刀具；居民无论家居、外出，乃至进厂务工、下田种地，均需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留。警特人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最多的一次，拘留者达1.2万余人。

对出入境实行非常管制，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严厉实行“党禁”，除国民党外，只有“花瓶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其余党派组织，一有露头，即遭雷霆打击。

台湾百姓对于广播这项现代产物的了解、使用，远早于大陆。在1938年每千人拥有收音机为8架，在亚洲地区排名第四，到了1943年，已发展到平均每10户台湾家庭，便有一架收音机。到了1962年，岛上收音机的登录架数已超过100万架。换言之，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前和以后，广播已是台湾一般人民资讯来源与娱乐的新兴主流媒体，是了解世界与社会的重要平台。50年代初，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谁家的收音机坏了，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凡想购新机者，须有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台收音机每年得交执照费30元，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这两项费用加起来，已是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者需加倍处罚。凡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司令部。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科普册子，如《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也遭禁。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属下的广播事业辅导会议的文件中，表明广播电台“值此反攻前夕，更负有配合军事需要，执行心战，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之任务”。广播成为报纸之外，国民党当局向台湾人民宣扬其反共政策的主要工具。一天的节目中，新闻、舆论介绍、反共歌曲、新闻评论与广播文摘……不论哪个时段，都能轻易地接收到反共信息。而晚间黄金时间的联播节目，尤具“警钟长鸣”功能，发散“磨刀霍霍”声。

当局对声音不放心，对文字就更不放心了，患有严重的“文字过敏症”。自1951年起，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0多年间，全岛只有29家报纸。对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报刊不准登载任何未经审查的消息，以双十节这天（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为例，不能报道任何不吉利的新闻，火警、凶杀、抢劫、车祸等案件，一律不得播出，即便发生地震，也需三缄其口。

60年代以前，被指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而遭查禁的武侠小说有一千多种。1965年，445部上映的剧情片中，有三分之一遭到修剪。警特人员经常荷枪实弹，直捣印刷厂，或在公路上拦截运送杂志、出版物的货车，“党外杂志”最是查禁重点。1950年6月查禁122首歌，1961年查禁3053张唱片，在1975年，新闻局在数月间审查的4000多首歌里，其中有五六百首被禁唱。

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中，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只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子民。这些子民，与孩童一样，人格和智力上远“逊”于“家长”，永远被设定为“未成年”；他们没有充分的道德判断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长”来代为定夺，一切对“家长”无条件服从。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及其官僚，被塑造成社会中特有的“成人”与各级家长，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与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化身。（刘军宁《道德权威不属于政府部门》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这批“家长”，主要是指出版、新闻检查官们，实际上就是一帮不穿警服的警察。此外的区别，大概还有两点：一、穿警服的警察需要出现场，多少得获取一些证据，而他们永远坐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现场”在他们小香肠般手指的随意指向上，“证据”在他们红唇白牙的一阵阵翻动中；二、他们比真警察更“敬业”，不要说查封另类文字了，就是嗅出并堵截了一丝半点可能产生的联想、遐想，乃至幻想、臆想，也让他们像抓到金丝雀的猫儿一样兴奋，深感厚待自己的党国没有白给那份俸禄——

“五四”运动以来，大陆知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在内，其著作皆在查禁之列。

法国作家佐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

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因书名暗含毛泽东的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必须在岛上改成《大漠英雄传》。一些地方，《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火眼金睛，检察官们以为这是纵横商海、教人发财的读本。

本土作家的书，从郭良蕙的《心锁》到吴浊流的《无花果》，从陈映真的《将军族》到施明正的《岛上爱与死》……凡左翼作家的书，和党外、独派作家的书，一律封杀。

一篇报道里有一句话：“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就为这一个大腿间的“位置”，《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记者田士林被送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感训”8年……

一位笔名劳影（原名王复古）的青年作家，源源不断有短篇小说发表于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和《野风》等文艺刊物，还自费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黑世纪》。这本小说中，人物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将军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为这一句话，这本小说在没有流通到市面前遭警总全部查禁。劳影经传讯后饬回，幸而未送去吃牢饭……

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年代。

有话不能乱说。在广播电台，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如简为“总统视事”，可能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曾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顿时引起惊扰。因此，“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须小心注意，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宣传上“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惕惧的是“十一”，从这前一天开始，岛上就不许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媒体上不准有祝寿的内容，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商家不可开张剪彩，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情治机关追究。

一位在士林中学教历史的庄吉发老师，上课时对“领袖”一词的解释是：就是衣服的领子和袖口，人们穿衣时这两个地方比较容易弄脏、污损，可如果把它们提起来，一抖衣服就挺直了。所以，说做事能抓住要领而有效率，就叫提纲挈领……当时就读此校的不少学生，其家长就在蒋介石户籍所在的阳明山管理局任职，其中有个学生，回家后将庄老师的解释告诉了家长。此后一段时间，情治人员多次到学校调查这位老师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言行，校长为顾及影响，只好请这位庄老师辞职他去……

话不能错说，字不能错写，衣不能随意穿，青少年头发长了，也会被叫到警察局去强行剪短。倘若将“中国”写成“中共”，“共匪”写成“蒋匪”，“反攻大陆”潦草如“反败大陆”，那就得苍蝇见血一样，一群宪特人员盯你审你好几天。歌也不能乱唱。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指认为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遭禁。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民歌曲里，《四季红》含有“红”字，必须改成《四季谣》；《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小毛”可能联想到毛泽东，只能改成“小牛”。《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民歌，当局认为歌词影射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统被封杀……

起什么名字，也得极端小心。柯旗化，50年代初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语教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无端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牢中前后度过16年半岁月。讯问时，侦办人员断定他的“旗化”之名，作“国旗化走”解，隐含叛乱、叛国之意。他回答：父母的故乡，分别为台南县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长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饮水思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乱国”之意呢？侦办人员听后，依然不依不饶……

那是一个程序化的年代。

党国教义充斥书肆，领袖崇拜不绝于耳，反共八股绕梁不去——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国语课本里就开始提醒孩子们“共匪”的可怕。这一年级上学期，国语第三册第二十一课是《把共匪赶走》：

大年放学回家，爸爸也从田里做工回来。妈妈把饭菜摆在桌上，大家坐下来，吃得很高兴。

爸爸说：“现在大陆的同胞，大家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要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早早反攻大陆，把共匪赶走，使大陆上的同胞，也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下学期，第四册第二十一课是《送衣服给同学》：

冬天到了，天气渐渐冷了。大年的妈妈忙着给他缝棉衣。过了几天，新棉衣做好了，大年穿着上学校去。

大年走进教室，看见新民还穿着夹衣，好像很冷的样子。大年问他：“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不多穿点衣服呢？”新民说：“我是从大陆上逃出来的。我家的东西，被共匪抢光了。现在没有钱添做衣服。”

大年回家以后，就请妈妈做一套棉衣，送给新民穿。

倘若说这两课还是在家庭温馨、同学友爱的背景下，侧面表现“共匪”的可怕，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国语课本里就开始对孩子直接描绘“共匪”的“青面獠牙”了。

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三课是《好人活不了》：

有一个年老的农夫，一生勤劳，省吃俭用；最后种到八十亩水田，生活过得很好。他时常拿出钱来修桥铺路和救济穷人。

后来共匪来了。他们高喊着“穷人翻身”和“清算斗争”。有一天，许多共匪在村里打锣喊话，叫大家去开“人民大会”。全村的人，不论男女，都只得丢下工作去开会。大家围坐在一个广场上。

一会儿，有个共匪把老农夫拉到广场当中，说：“他有八十亩水田。这些水田都是榨取穷人的血汗得来的。大家说怎么办？”

老农夫很害怕地说：“不！不！那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

那共匪大声的骂道：“胡说！八十亩水田都是你亲手种的吗？”

老农夫说：“有一些是花钱雇人种的。”

共匪说：“你花钱雇人就是榨取穷人。大家说怎么办？”

另外一个共匪说：“扫地出门，没收他的房屋和田地。”

这时候围坐在广场上的人，都低着头，为老农夫落泪。有的偷偷的说：“这年头好人活不了。”

老农夫就这样被赶出家门，变成了可怜的叫花子。

第五册第十四课是《天堂变成地狱》：

杭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城外的西湖，周围几十里。湖边有杨柳，真像一张图画。杭州人民，有的打鱼，有的种田，十分快乐。所以大家都说杭州是天堂。

自从共匪到了杭州，又是“清算”，又是“斗争”。人民被杀的被杀，饿死的饿死。过了几年，共匪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们把人民当牛马，让几百人几千人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睡觉。男的在男“公社”，女的在女“公社”。使得家人分散，爸爸见不到妈妈，妈妈见不到儿女。

人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吃不饱，穿不暖。杭州从前是快乐的天堂，现在变成了愁苦的地狱。

课文中的插图里，凡“共匪”的标准造型，是头戴佩有五角星的鸭舌帽，叼根香烟，提着或正抽着鞭子，而且，一个个肥头大耳；凡大陆同胞，总是一个个瘦得皮包骨的穷人，像牛马一样在拖运东西；或者，寒星残月之下，一家人坐在一起喝清汤寡水，吞咽香蕉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了台湾描绘与诠释白色恐怖时期最有力度与深度的作家蓝博洲，那时还刚进小学，一次不禁好奇地问老师：“为什么要吃香蕉皮？那香蕉是谁吃了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提问，他在学校被罚站了一个小时……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树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的信念”……党营文化出版事业的一台台搅拌机轰鸣不止，打算在每个人的大脑里浇铸出一块块任由党国跑马的广场。报刊上拥塞着“反共文学”、“战斗文艺”——揭露“共匪”的邪恶本质，描绘“匪谍”的丑恶面貌，礼赞各式各样的“反共英雄”事迹，特别是检举“共匪”的“爱国”事迹。

党国宣传部门为此举办林林总总的奖项，大佬授奖，明星献歌，作者感言，俨然花姿蝶影，江山如画，却与社会的进步无关，与百姓的喜怒哀乐无关。说穿了，大抵都是党国印，党国发，党国买，党国看——自说自话，自产自销，最后，都成了党国后院垃圾场上一片厚厚的话语尘土。

这是汉语自身历史上最为丑陋、粗鄙的一段，其千年岁月里常常表现为鹤舞白沙、月涌春江的优雅、丰盈，此时鹤被干瘪为木偶，月光如被子弹击中的天鹅，顿然摔进了专制仇恨的泥淖，凸显着狰狞与肮脏。

海陆空军中仪式中，均有宣读蒋介石训词，新兵入伍则需宣誓效忠党国和领袖。每周四为莒光日，即官兵们坐下来学习——政工部门引用田单以莒城与即墨作为基地复国的故事，引申出今日台湾反攻大陆的意义。一开始是嘉言选读，主要是总统最近的讲话，然后由单位主官就此阐述春秋大义。要求官兵写作文、发表心得与感想。

在学校，高中以上学生一律接受在校军训，并由救国团负责实施。中学的操场上，太阳毒烈，暴土扑面，剃着光头、穿着土黄色制服、像士兵一样的学生踢着正步，吼着嗓子：“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乡亲，大陆是我们的国土。不能让俄寇尽着欺负，不能让血肉尽受屈辱。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把大陆收复……”

军事训练外，更有政治训练，教材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统训词》以及救国团所发行的各种小册子。每月进行时事测验，强迫学生接受官方说法。还规定学生必须写周记，以交代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动态。

机关、学校、军营，每有集会或大中型活动，首先开唱众多以歌颂蒋总统为主旨的歌曲，响遏流云中，最普遍的是大专院校合唱比赛的指定曲《领袖颂》（又称《领袖万岁歌》），全歌歌词如下：

领袖，领袖，伟大的领袖！

您是大革命的导师，您是大时代的舵手！

让我们服从您的领导，让我们团结在您的四周。

为了生存为了自由，大家一起来战斗！

中华民族发出了反共的怒吼，

铁幕里的同胞再也不能忍受。

为了生存为了自由，

人人须要战斗，人人须要领袖。

我们要在您胜利的旗帜底下，

打倒朱毛，驱逐俄寇，

把国家民族拯救。

领袖万岁！领袖万岁！

我们永远跟您走，我永远跟您走！

逢结束时一定高呼“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凡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发言，多以大陆同胞正等着我们去救之于水火、解之于倒悬为结束。街头的宣传画里，不是蒋总统挥手我前进，便是国军反攻登陆成功后，大陆男女老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那是一个恐怖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年代。

伴随“戒严令”及其有关律令推行的，是撼动全社会的“检举匪谍运动”。

在“联保”制度下，被当局鼓励的告密大军，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连全岛所有的旅社、浴室、食堂、茶室等服务生，都予以分批集中训练，教官由各地遴派警官、警佐担任，训练课目包括领袖指示、政治常识、时事讲述、防空防毒及救护、保密防谍、违警罚法、防盗侦缉须知等等。排了如许多的课程，其重中之重是“保密防谍”，当局认为，透过对以上特种行业的布线，即可完成一道最严密的防谍网。

不论是党务、政府、军队、生产、交通、企业、出入境、青年、学生、文化、民众的电讯通信等，无不笼罩在特务的阴影之下。市井流言：台北市十个女人中有一个是娼妓，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特务。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先生眼中，50至70年代初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文化人做特务的比例很高，大凡几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是“卧底”。甚至是声望不错的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王鼎钧本人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动向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见王鼎钧著《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台湾尔雅出版社2010年版）

在各机关团体、学校、报社、工厂，设立“安全室”，负责考察每个人的思想，后改名“人二室”，其权力甚至凌驾该单位首长，由其作出的各人安全档案，除了最后一站的火化场，人走到哪里，便跟到那里。假如被核定为思想左倾，便要与失业终身为伴。若扣上了政治犯或思想犯的罪名，那就等着去本岛或离岛的黑牢，或服长期劳役苦工……

即便如高举“反共”旗帜的青年救国团，也逃不过情治单位的监视侦控。李焕在担任救国团主任秘书期间，某次有个下属申请出国深造，却被限制出境，警备总部指称此人有匪谍之嫌，曾在一项“交通部”举办的训练班上“为匪辩护”。李焕深感诧异，此人由大陆来台时年纪尚轻，求学、工作都在台湾，理当没有机会“通匪”。李焕找来他问话，后者大呼冤枉，原来那个训练班曾举行一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何者为优”的辩论会，正方为支持三民主义，反方为赞同共产主义，他被指定的角色是反方，当然有一些不由衷的说辞……（见林荫庭著《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满街是斗大字的宣传口号，如：

匪谍就在你身边！

检举匪谍人人有责！

知匪不报与匪同罪！

宁使一家人哭，不可让一路人泣……

所有电影院在上演本片以前，银幕上都会跳出赫然几个大字：“通匪者杀！”

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墙头上隔三差五贴出白底红字布告，内容是近日被枪决的“匪谍”姓名、年岁、籍贯等。

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人，昨晨伏法。”

不但是广播电台长年累月地播放这类歌子，就是幼稚园孩子排队走在街上，也唱着这类歌子——

同胞们大家要当心，打杀匪谍莫留情，不管他朋友与六亲，都要防范去打听。考察他言和行，有怀疑报宪警，大家共同来检举，一网打尽快人心……（《打杀匪谍》）

检举大匪谍，有功又有钱，奖金真正多，银元有六千。你不检举他，他要把你害，匪谍最可恨，检举莫留情……（《检防歌》）

匪谍呀匪谍，藏不住呀逃不了，奉劝自首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都是中华好儿女，改过自新并不难，检举匪谍有功受赏，掩护匪谍有罪同当，挟仇诬告要不得，政府处理最公平！（《检肃匪谍歌》）

不是足球的足球，不是蚊阵的蚊阵。人人盯人，人人防人。还得防可能无处不在的那些“隐身人”——家中装了电话，总有亲人或好友私下告诉你一些必备的知识：接电话时，若话筒里的声音突然低下去，这意味着有人正在窃听，对方打开了录音设备。夜间凌晨左右，如果电话“叮”地响了一声，这显示对方已经对你进行了长期监听，每二十四小时更换一次录音带……

大义灭亲成了义士，出卖朋辈已然新潮。告密，使告密者的身份兼具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成了当局最隐秘、最具成效的鹰犬，一方面在人变犬的过程中，人性在发生最黑暗、最畸形的裂变。一旦良知的坚守，变得要像把奶油蛋糕塞进钥匙眼一样困难，社会成员互信的基础便遭瓦解，社会也像内部长了虫子的木头趋于腐烂，处处虫子般游走着人们挟私报复或乘机敛财的欲火。

贫穷的50年代，岛上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一个典型案例是——

章华琼，浙江人，国共内战期间逃难来台湾，先在台中市大清池澡堂当见习擦背生，一年满徒后，转去台北市安乐池成为擦背师傅。章华琼也曾接受“服务生训练”，但他没有资格进入当局所精心构建的“防谍网”，原因是他私下说了一些讥讽当局的笑料和牢骚，被某个同事密报给了特务，1950年2月间，章华琼反成了“匪谍”。经过四个月的严刑逼供，他作了如是的交代：

“1945年2月间，在浙江平阳县北港镇参加共匪组织，1947年在共匪华南军区人民解放救国军服务，至1948年2月间，奉人民解放救国军大队长刘英之命，担任共匪情报组组长，潜来台湾，充当浴室的擦背师傅，以掩护其工作，从事吸收组员，搜集军事情报等，以图策应共匪进攻台湾。”

他所吸收的“组员”有两位，一位是常和他聊天的澡堂同事金国民，一位是老找他擦背的常客谢仁铭。两人被控在1950年2月10日，受到章华琼的“言语诱引而决定加入匪党组织”，第一件任务是“搜集基隆要塞军用地图等工作”。

经军事法庭判决，章华琼以“为叛徒搜集关于军事秘密未遂”罪名，判处死刑；金国民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谢仁铭，则因透过关系找了不少证人，洗清嫌疑而获判无罪。同年7月16日，章华琼由宪兵第四团执行枪决。

此案因大字不识一箩、25岁的擦背师傅充当“匪谍”，竟有能耐“搜集基隆要塞军用地图”，一时成为当时民间私下广为流传的奇谈。

三  沉默，是将大地吸干

白色恐怖，不纯然是针对异己者的镇压，也对一般大众产生恐怖政治教育的效果。

极权体制的手腕可谓变幻多姿，运动迭出，但简而言之不脱两股道，就是在用一个宏大或动听的理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同时，再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笼罩在每一个追随者和自己统治地区的每一个人身上。在这种恐惧中，对体制的驯服和对权力的崇拜，当油然而生。个人因无力摆脱国家恐怖主义对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水银泻地般的全面渗透，从而自我在心中建立起一个小“人二室”，对政治采取自我设限的态度。因此，如何以自然、正当，最好是神圣的理由来施放这种沙尘暴般普遍的恐惧，构成了极权体制统治艺术的关键之所在。

“整个台湾陷入沉默。”民进党创始人之一的施明德以后回忆说，“（当时的）台湾社会是没有声音的，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一般人民只有服从，或者是去当国民党的‘料被丫’（闽南语，指打小报告的人）。”

白色恐怖的大推手蒋经国的态度，也几近沉默。

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访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他，听一些到过台湾回来的官员、议员们说，蒋将军的手段“有点厉害”。杜勒斯还特地重复了一遍，并建议蒋，此次美国之行，不妨考察一下在坚持反共的同时如何保证人权原则底线的经验。当时，蒋经国以小到不能再小的蚊子般的声音说：“知道了。”

波兰诗人蒂蒙图斯·卡波维兹，写过两首与沉默有关的诗。其中一首写到：沉默，是一只蝴蝶两翼的剧烈对折；沉默，是将大地吸干，是一座山谷被取出了耳膜——笔者不妨再狗尾续貂一句：一条江河遭割断了喉管……

虽然失去了耳膜、喉管，令人毛骨悚然，但此种沉默，可以抵达安定。

上世纪70年代初，捷克剧作家、二十年后民选当了捷克总统的哈维尔，质问当时的傀儡总统胡萨克：“诚然，当下国家有安定的局面，难道你不会说，可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这种安定是制造的：对苏俄党国、党军及契卡制度的的耳濡目染，对中国式专制政治理念的潜心揣摩。两者结合后，再加以铭心刻骨的仇共、恐共心绪的搓揉，凝固下来，这种安定，做成了“优质产品”——

比起同处白色恐怖风暴中的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反共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还有中南美洲、非洲，许多国家发生流血、不流血的政变，甚至一年里发生政变多次，唯独台湾，自1949年60万败军入岛，二百余万外省人仓皇迁台，直到蒋经国强势主政，在海峡生生不息的风涛中，岛上的安定至少维持了30年，期间，还实现了台湾经济的高速起飞。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色，一个中国式的特色。

于是，一个面对未来、又需未来回答的问题产生了——

如是的安定，能够维持10年，20年，30年，可30年、40年过后，它还能是一剂安神定悸汤吗？

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在举世民主潮流浩荡地冲击下，早已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台湾，对此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