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而在体现中国信任度总体态势的指标中，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疑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说，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蓝皮书中，他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富豪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张。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中国人不仅未以此为荣，进一步增加对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对富人的丝丝仇恨。尽管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谆谆告诫大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可是，社会上的仇富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刮愈烈。许多富豪就在这种仇恨之风中香消玉勋，被人为杀害：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的名单。

“疑官”和“仇富”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健康发展来说，都是危害甚大的。一方面，导致社会的信任度下降，从而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人们的安全感，减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经济发展。试想，如果每一个富裕起来的人在致富方面都噤若寒蝉，那么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会受到影响；而社会财富的增长步伐如果减缓，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疑官”和“仇富”，而在于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发生“疑官”和“仇富”。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公正对待时，他（她）就会感觉到幸福、安全、对社会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感和社会的信任度；而当人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会感觉到委屈、失望和焦虑，怀疑制度的公正性甚至生出对社会和对他人的怨恨和仇视。然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却并未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相伴而行，而是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方面背离了人类发展应有的良性轨迹和人民的期盼。尤其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和富人的许多行为不仅未给社会增加公平正义，反而却利用其所掌握的职权和资源，以不公平、不光明的竞争手段带给了许多弱势者以伤害和痛苦。也就是说，某些官僚和富人将其财富和权威的获取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上，在增加自己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不仅未能带领弱势者走向共同富裕和幸福，而且使之走向更弱势的地位和更无望的上升之路。

对政府而言，某些官员的行为不仅背离了执政党的宗旨，也背离了人民的期望，因此，导致人们对其不信任。这些行为包括：

（1）腐败。据透明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腐败程度已高居世界前列，而且腐败还在不断蔓延和加剧。令民众不满的是，虽然我国每年都在反腐败，可是，腐败却似乎越反越多、腐败之风也越刮越猛。而且，民众热切期盼的一些反腐措施，如官员财产公开、约束政府权力、减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推行实质民主等等却宛如神话故事一样美丽但迟迟不出现！

（2）败德。某些官员在利用其职权进行权钱交易的同时，还从事着包养情妇、参与豪赌、纵容子女等让社会不耻的行为。据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统计，在2012年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此外，一些领导干部在参与赌博、纵容子女作威作恶等方面的行为也屡被媒体曝光……。

（3）卸责。一些“公仆”和组织的恶行在遭媒体曝光后，他们不但不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和坦白交代，而是想方设法地进行掩盖、转移视线，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如2012年12月25日，山西南吕梁山隧道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作业工人中8人死亡、5人受伤，主要责任部门不是及时向社会公开事故真相和救治情况，而是想方设法瞒报和推卸责任。

（4）噤声。为了维稳和掩盖事故，一些官员不是给媒体以自由，用真相和真理来治国，而是控制媒体发声，用高傲和冷漠来对待问题。如在河南“1214” “23名小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后，当地政府不是及时向社会报告该事件，而是想方设法掩盖事件，并禁止媒体报道。而对于更多的暴力拆迁、强征土地、司法不公等事情，民众往往也找不到可以表达他们诉求、维护他们利益的发声渠道和发声地方。

（5）垄断。中国的垄断不仅仅指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且也包括对上升机会的垄断、优质教育资源、高薪工作岗位、质优价廉住房等等的垄断。一些“公仆”和国企管理者就利用垄断在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纵横捭阖。正因为此，神州大地处处都有“官二代”光鲜耀眼的身影，人人都信奉：“穷爸爸、富爸爸，不如有个官爸爸”。

（6）背诺。一些政府和国企在与民众打交道的时候，依仗自己的权力和对暴力的垄断，常常背弃自己的承诺和违背契约，比如说到处可见的朝令夕改、“数字虚假”、“新官不认旧账”、“打白条”和拖欠、克扣工程款等。

（7）结黑。为一己之私利，一些官员与商人甚至是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在大肆收受来自商人和黑社会组织的贿赂的同时，利用职权为地产商和黑社会鸣锣开道、暗地撑腰乃至摆平一切。江西宜黄上演的“暴力强拆”就是官商勾结的最好例证。

对中国富人群体而言，一些富人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大众的期盼，让人不自觉地感到其“面目可憎”。其行为包括：

（1）致富的道义缺失。是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是致富了，但其致富的手段和途径却不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是通过坑蒙拐骗“抢财”、与政府官员勾结“讹财”、高额盘剥“榨财”来走向富裕的。也就是说，许多人的富裕是带有原罪的。

（2）富后的为富不仁。一些人致富后，就开始走向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中国的许多富人不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致富后不是想怎么回馈社会，尽其所能做慈善、服务大众，而是想怎么炫耀、怎么找乐子、怎么潇洒走一回。在吃喝嫖赌方面，中国的一些富豪是很大方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富豪们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又是很小气的：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同情心、不热衷慈善事业。尤其是，一些富人们有钱后还继续贪婪和继续为恶，还想方设法挤占公共资源。为了让富人们有玩的、有乐的，大片大片的农田被毁掉，建起了高档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富人们占据着最好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地段，穷人却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买不起房。

要弄清“社会仇富现象”的来龙去脉，首先弄清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仇富”。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的“社会仇富现象”来源于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也是近代中国一切社会乱源之本。

中国大陆一家微博曾发起一项调查，4个小时内就有5000多名网民参加，而调查的主题是：你仇富吗？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问题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点仇”。一些网民同时留言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大多数人说不仇正义之财，但仇社会不公，更仇拥有财富的人造成的社会不公。网民“介错”说：“中国富人80%以上都是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暴富的，……在中国‘富人’一词基本上与贪官、黑社会、流氓、卑鄙同义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官民对立日趋恶化，中国人的怨气越来越大，已构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将来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动荡。于建嵘综述了十年以来农民工人和市民维权的趋势，他提到：甚至连河南省的党校教师也罢课维权。他指出，各地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显示大陆政权失去了民众的基本信任，星星之火就能轻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酿成骚乱：“我告诉你们一个到大陆吵架的方法，只要你和人家吵架，你实在吵不过他了，你只要讲一句话你就赢了：‘你不就是个当官的么？’讲完之后，肯定好多老百姓围过来，‘当官怎么样了。’为什么？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独立研究说，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10%最穷人口的25倍。“美林”公布的“2011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达53.5万人，位列全球第四。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大陆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有钱人狂购天价豪宅、钻石、名车、名表等奢侈品，而在通货膨胀的压搾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盐和居住、医疗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见肘。

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表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小时只有0.8美元，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而中国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欧美甚至巴西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60-70%以上，而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29%，郎咸平归因于普通中国人太贫穷。另一方面，大陆当局的财政收入却年年大幅度增长，成为海内外学者同声指责的“国富民穷”。

目前，当局用于暴力维稳的经费已超过军费。于建嵘教授表示，当局为了“维稳”不惜牺牲民生和一切资源，甚至把文革那一套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需要政治改革，而且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今天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把宪法法律当成草纸，我们都怀着一腔的仇恨，我认为中国社会将来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动荡。”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却有权的人占有，付出最多而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仇富心理值得有关当局警惕。生活压力加重，贫富差距扩大，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存在仇富心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2010年北京社会蓝皮书归纳的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份研究中国首都北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报告显示，去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万8千788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但报告的作者对北京市民的调查却显示，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有提高，而40%的受访者的收入没有变化，另有30%的受访者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与此同时，70%的受访者感到生活压力加重。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问题上，受访者对“富人以不正当的方式牟利”这一项的选择率最高。

北京独立学者和评论人士巩胜利认为，贫富差距过大不仅仅是北京的现象，它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并且还会进一步加剧。他说：“一个百分之90，一个百分之70，这基本上应该说是中国的现状，而不是北京一个地区的情况。这种状况在若干年之后可能还会继续恶化。这种恶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垄断企业，包括国有垄断企业造成的结果。”

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以及造成中国贫乏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基尼系数一般认为，我们达到了零点47以上，实际上许多民间学者认为，早就突破了零点5。一般来说，超过零点4贫富差距就非常大了。这就说明我们存在许多体制方面的问题，金融税收体制等各方面的不合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胡星斗说，中国社会目前缺乏对财富分配不合理扩大的趋势进行矫正的机制，因此无法像许多先进国家那样通过对财富的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他举例说：“有学者研究认为，我们工薪阶层平均 纳税在百分之25左右，而富人平均纳税却只有百分之16。富人纳税率低，而工薪阶层，甚至穷人的纳税率反而要高一些，这样就不可能有所谓‘矫正的正义’。”

胡星斗表示，仇富现象作为一种思潮，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有其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第一桶金”的来路不正，缺乏所谓“获得的正义”。另外可能有些富人在富裕了之后没有回报社会，甚至恰恰相反，其行为引起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也不是某些富人自身有多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许多体制问题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容易造成民众的不满。”

仇富心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道德义愤型仇视，主要是指对于以非法或不道德方式致富者，或致富之后为富不仁者所表现出的不满；另一种是个人情绪型仇视，主要是指出于个人心理不平衡或情绪反应而对于一切富人所表现出的不满态度，甚至行为中的偏激反应。当前公众中存在的仇富心理主要属于第一种类型，有其正当性。专家建议，要妥善解决和处理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从体制层面上入手，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于建嵘说，前一个阶段它靠的是改革开放、什么政绩、GDP、什么发展的效率；最近一个阶段开始有人重回革命、要把原来革命的合法性又拿回来，这是共产党今天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它今天很困扰，什么教育都没有用，你讲所有的理论提出来，都在老百姓那里变成了笑话。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原因，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本身就会变得很严峻。但如果我们的官员是正直的、清廉的，我们的富人是勤劳的、合法致富的，富后是充满爱、道义和奉献的，那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和某些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并不会“疑官”也不会“仇富”。可问题在于，在权力失衡下，某些“公仆”和国企干部与一些恶商沆瀣一气、相互勾结，想方设法利用转型期体制漏洞来攫取大众的财富，甚至通过人为的制造管制和不公正来寻找权力租金，从而使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而且，在致富后，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是变本加厉地继续为所欲为、继续作恶多端。尤其是，怎么从制度上抑制“坏官”和“奸商”队伍的蔓延和扩大，当前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而且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似乎越来越远，收入差距和社会断裂的鸿沟也在越拉越大。当今社会，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噩梦！

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疑官”“仇富”，就其根本，“疑官”“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和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鞭挞。也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和谐，一方面是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改进，官员要自觉约束自己的那双“贪婪之眼”和“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享受自由的社会环境，通过持续不断的捐赠，兑现对穷人的人权承诺，获得穷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消除社会对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种子，他们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转自颜昌海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