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81年前的6月28日，上海中威轮船公司“太平”号江海货轮自沉于宁波镇海口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发动的海上进攻，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中威轮船公司由著名宁波帮人士陈顺通先生于1930年创建，为民国时期中国四大航运公司之一，其名下共有“源长轮”、“太平轮”、“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四艘江海轮船。抗战中，“太平轮”自沉于镇海口，1937年8月，“源长轮”在长江江阴航道自沉。

新年的落日给黄浦江涂上了一层暗淡的昏黄，停靠在十六铺码头的“太平轮”像个醉汉似地摇晃了一下，将其近80米长的庞大身躯插进浑浊的江水。船舱底部的蒸汽机发出的轰鸣沉稳有力，刺破了如雷一般翻滚的江涛，尖削的船首将扑面涌来的白浪切成粉碎。岸上的灯火被越推越远，好像夏夜时在深空中不断闪抖的星光，正在向“太平轮”献上无声的问候。

次日凌晨，在凛冽的寒风中，“太平轮”告别浩渺的东海海面，驶向甬江航道。“太平轮”烟囱发出的黑色烟尘穿过薄薄的震雾，傲慢地升腾然后散发开去。招宝山褐色的影子正越来越近，在拉响一声低沉沉稳的鸣笛后，“太平轮”终于停止了沉重的喘息，缓缓地靠在山脚下的码头。

一

二

大运河风韵千年，南来北往的航船是一道流光溢彩的风景。农历丁酉（1897）新年过后，正驾驶疍船在运河疾行的船老板陈忠廷接获一个等待多时的口信。船老板抬起头来仰天大笑，长天白云，刚风正疾，饱满的船帆在空中幻化成盎然春色。人生之快意，莫过于上天突然赐予他一个可以传承家业的儿子。

按照族谱，陈忠廷给儿子取名为顺通。一个船老大，长年在水中打拼，没有什么比顺利通达更为重要的。

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响起，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走到了它最后的时刻。在浙东鄞县的偏隅之地，被东钱湖水滋润的陈顺通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宁波乡下，这已是做父母的为儿女的未来和生计进行盘算的年纪。宁波城里的每家粮米店、布庄、南北杂货铺、竹木器店、铁匠铺，都有来自鄞县、镇海、慈溪等地的少年学徒，七八年过后，他们将如愿成为老板信任的大伙计，也有羽翼渐丰摇身成为老板的。

19世纪中叶，西风渐进，洋务日盛，与宁波隔海相望的上海滩云集了各路豪杰，得天时地利的“宁波帮”风生水起，成叱咤之势。对于宁波人来说，15小时疍船的那点距离，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所在，况且，有众打拼成功的前辈做榜样，趁着年轻闯荡上海滩不失为一个绝佳选择。

当十里八乡用一夜爆竹将新年正式送别，13岁的少年陈顺通将要离开冠英庄，去翻开人生重要的篇章。

太阳升起，东钱湖湖面仍寒气轻撩，在村口埠头，航船已泊岸等待。江南水乡宁波，任何一个村落边上都有各种有名无名的小河小江，经过一番曲里拐弯的前行，最终汇入奉化江、余姚江、甬江，再顺水到达沿河而建的大小集镇。

一脸红光的航船老大举起海螺，用足劲将其吹响，低沉的嘟嘟之声从冰冷的空气中传过来时竟有了几分凄厉。当第二次螺声吹响，打扮齐整的村民终于三三俩俩从各自家中出来，慢腾腾地走向埠头。

似乎在一夜间告别了少年时光的陈顺通一脸严肃。站在埠头边，母亲和家人不断重复着对他的嘱咐，少年一边应承着，一边努力忍住不让泪水涌出。

第三次海螺吹过，壮实的航船老大大喊一声“开船啦”，随后将船篙用力在埠头一点，航船便驶离河岸。陈顺通站在船头，挥手与岸边亲人告别，从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就成了一团白雾，亲人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小，最终成为一个灰点。

中午时分，航船在江东新河码头靠泊，陈顺通一眼看到站在码头寒风里等候的父亲。在河边的小饭店用过中餐，陈忠廷领着儿子来到桃花渡口，随着嘈杂的人流，两人踏上了由十八艘木船连接而成的浮桥，在左右摇摆的浮桥中央，顺着桥板之间的空隙，陈顺通看到汹涌的江水正如箭一般哗哗地从他脚下穿过。

摇摇晃晃地走过浮桥，就来到江北外滩，由此起始直达上海的海路航线是沪甬两地往来最为便利的路径。此时，如日中天的招商局，英商名下的太古轮船公司，著名实业家虞洽卿创办的宁绍商轮公司等各中外船运公司，正为这条黄金航线的客运和货运生意激烈搏杀。

一夜航行，宁绍商轮公司的海轮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在枯燥烦闷中航行了多时的客人从各等级的船舱鱼贯而出，当陈顺通背着用青布扎成的包袱，紧跟着父亲身后，踏着轮船狭窄的舷梯战战兢兢地走下码头时，眼前出现的一切足以让这个乡下少年感到震惊。浩荡如云的黄浦江上，帆樯云集，艨艟连翩，在震耳的鸣笛中，外国轮船如巨大的怪兽，高昂着头，从容不迫地从码头进出。

陈忠廷把儿子送到一家专跑沪甬线的船运公司当了一名学徒。这个见多识广的船老大心里清楚，疍船无论怎样精巧、快疾，古运河纵使舟船如流，但终究难与在风浪中自如疾行的蒸汽轮船相匹敌，儿子要搏击的不应是古运河航道，而是更为辽阔和凶险的江海。

“太平”号为3550吨的钢质江海货轮，原名Corio号， 1898年由英国造船公司Sunderland建造，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被张静江的国民航运公司购入，后改名“东丰”号。1930年中威公司购入后再次改名为“太平”号。1939年6月28日，“太平轮”在宁波镇海口沉没。

比陈忠廷所期待的还要惊喜，陈顺通很快在上海滩立住了脚，他22岁就娶了同乡女子戴芸香为妻，两年后又在上海南市天平里购置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处房产。到了1925年，陈顺通已是日本在中国的最大航运企业日清汽船会社等数家客货运公司的买办。在藏龙卧虎的上海航运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已开始经常被他的同行提及。

在常人看来，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能在上海滩这样的特殊码头立住脚，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实属不易，再要在短时间里收获更多几无可能。但在现世生活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人，他们似乎专门是为着某一个特定的行业而生，并注定要留下奇迹般的篇章。

现在，陈顺通就来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创造奇迹的时刻，几十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或有理由相信，他的生活中如果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机遇，他一定会与他的无数年轻乡党一样，其命运之舟会朝着可以想象的方向发展，最后悄然湮没于岁月的尘世。但偏偏，一个大人物适时出现在陈顺通的生活中，而他又及时将这个闪现的机会牢牢地抓在了手里。

张静江，清光绪三年（1877）出生，这位有民国第一奇人之称的浙江湖州南浔人，曾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又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圣人”。

关于南浔，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传言，家财达千万两以上者称“象”，五百万两以上但不足千万者为“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足五百万两者只能屈居为“狗”，民间以这样一种生动形象和机智的比喻，为南浔的众富豪们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当年，张静江祖上和其母亲所属的庞家皆在四象之列，而张庞两头大象的组合，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强盛和威势。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到了摊牌之际，已贵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张静江曾多次乘坐江海客轮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往返旅行，为即将开始的北伐起事筹划和准备各种必不可少的物资和装备。

一个寒冷的冬日，走路跛脚的张静江匆匆赶到宁波江北外滩码头，这位急着回沪又不愿暴露身份的大佬只买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当他挟着牛皮包拎着行李一拐一拐上船时，圆形的眼镜片后面闪现出明显的疲惫。

轮船在呼啸的北风中吃力地离开了码头，嘈杂的船舱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对于张静江这样一个身份显赫的人物来说，这实在是一次糟糕的旅程。就在此时，正在监船的陈顺通来到了张静江面前，向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真诚的邀请，让他到自己的船舱休息，正在煎熬中的张静江没作推辞，便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好意。

两个偶然交集的男人，在海浪拍击船舷的哗响声中，作了深入的长谈。不知道张静江是否在某一瞬间产生了有意提携陈顺通的念头，但两人的交谈肯定让一言九鼎的张静江捕获到一个坚信不疑的信息，眼前这个熟悉航运业且精明能干的宁波人是个可用之才。

轮船靠岸，陈顺通提着张静江的行李将他送上码头。正要告别，张静江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陈顺通，用浓浓的吴语告诉对方，任何时候陈顺通都可以拿着这张名片去找他。

张静江一生，曾以各种方法交结名人异士无数，可以肯定地说，他与陈顺通在沪甬轮船上的这次交结，一定让他想起了当年他与孙中山在海轮上的相遇。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28岁的张静江乘坐海轮去法国，途中遇到了声誉日隆的孙中山。那时的张静江开办了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以自己的才干延续着家族的那份辉煌和荣誉；而孙大炮的志向是要联手各路豪杰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共和政权，这似乎是两条无法交集的路。

但两人早就互相闻悉对方的名字，只是身份和心思各有不同，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在轮船的甲板上相遇时，作为现实世界的破坏者，孙中山更多显示出对张的戒心，甚至处处有意回避。打破双方之间这种尴尬的是张静江，他直白地向孙大炮递上了自己的投名状：我非你那个事业的反对者，相反，我是最赞成你的人。一番交谈过后，双方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张静江当场作出许诺，不管孙中山需要多少资金，只要开口，他将鼎力相助。

自孙中山起事，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仰慕其志向而投奔于他，张静江的加入，使得在孙大炮周边集结的反清队伍里，多了一个真正可以名扬四海的豪俊之杰。

如果说，因为与孙中山在船上的相遇，让张静江开启了青史留名的人生之旅，那么11年后，他在另一条船上与陈顺通的偶然结识，情形正好反了过来，他将因此改变原本平凡的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很难想像，在轮船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两个不同人的偶遇，竟能成就两种精彩不一的结局，书写两段不同凡响的故事，这只能说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三

四

自从与孙中山结识，张静江身上的无限潜力从此释放，这个江南富豪几乎倾自己之所有，全力资助孙的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静江的鼎力相助，就难有孙中山和他那个组织的最终成功。

然而，张静江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商人，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道德规范，与官场所遵守和默认的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特殊气质，让他在组织内部的权争中反而处在了有利的地位，这也是他后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被同僚们意外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重要原因。

早在北伐之前，目光如炬的张静江就已察觉航运业对于党国事业的特殊分量，他个人出巨资成立了国民航运公司，并向欧美船运公司购入了“东丰轮”等三艘货轮。北伐开始后，张静江的这个精心布局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国民航运公司名下的这些大小轮船几乎成了革命军的专属海运船队。只是，身居高位的张静江无力分身，他根本无暇顾及各种繁复庞杂的航运事务，因此，尽快找到一个合适得力的人来经营航运公司实属当务之急。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陈顺通拿着他的那张名片找上门来。对双方来说，这半年后的再次相遇实称得上是一次灵犀之通。

眼前的陈顺通虽毕恭毕敬，但绝不献媚讨好，尤其是他对航运的熟识和热情让求贤似渴的张静江大喜过望，这正是他需要的可用之才。没有任何犹豫，张静江立即任命陈顺通为国民航业公司副经理。1926年8月12日出版的《申报》，在刊登陈顺通上任的消息时，除了强调其曾担任外国轮船公司的华籍经理，具有丰富的航运经验，还评称他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任此职，肯定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像的利益。

实际上，陈顺通此时投奔张静江，并非因为对北伐这样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有特别深刻的认识，这个来自宁波乡下的年轻人既无科举功名，也无显赫豪门可以依靠，他所拥有的最大资本就是十几年来所累积的航运经验和一腔热情，而其最为现实的出发点只是想在眼下这个远称不上是平稳的世界，在他所熟悉的领域里伸展一下自己的拳脚，争得一片像样的天地，光耀祖宗，光耀家族，特别是报效母亲，这才是他魂牵梦萦的人生构想。

说到母亲，在陈顺通的一生中，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结。任何时候只要想到母亲，陈顺通眼前总会跳入一个他不堪面对的情景，在呼啸的西北风中，母亲拎着竹篮、端着木盆，蹲在村口的河埠头淘米洗菜，寒风如刀一般把人的脸刮得生疼，母亲手里的捣衣棒举得格外吃力，两只胳膊浸在刺骨的河水中，冻得如水萝卜一般青肿，一种撕裂般的疼痛因此在陈顺通的心里产生，他发誓要出人头地，不让母亲吃这般苦。在上海立足初稳，他就急急将母亲从冠英庄接来与自己同住，之后，他又特意回乡，选定一块最好的地，花费数千银元修建起一座两层洋楼“大墙门”，作为父母今后归根的住处。

在北伐战事最紧张的关头，刚到而立之年的陈顺通走马上任了。在上海至广东的海上航道，他指挥着国民航运公司的船队，日夜兼程，乘风破浪，为革命军运输着兵员和粮草军火。

陈顺通虽头戴花翎，却并不习惯以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官僚身份处理国民航运公司的事务，作为航运好手，他更擅长的是按照业内的规矩，把自己的经验和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让公司这条大船高效、精准地运转，就像一组咬合得很精密的机械，不允许有任何可能让运转异常的因素出现。

那一年，国民航运公司的一艘海运货船在行驶到广东与福建附近海面时，发生了一起碰撞事故，损失惨重。对方是一艘日本货船，按照公司船员的说法，碰撞是由于日本货船错误驶入航道引起的，责任在对方。但日方对此并不认同，甚至连基本事实都懒得弄清，就直接拒绝了国民航运公司提出的协商解决此事的要求。

案子报到了张静江那里，如何处理成了一桩令人头疼的难事。甲午海战之后几十年间，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每次有各类纠纷和摩擦发生，中方基本处于被动。国民航运公司虽背靠正在崛起的南方政府，但以日本公司一向的强悍，难以想像会在这种本来就难以说清的事上低头。

张静江让人将刚刚随船队回到上海的陈顺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三言两语交待完事情后，随手递给他一张6万元的银票，张静江告诉陈顺通，这是处理事故所需的费用，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可随便开支。

陈顺通带着两个随员来到广州，在仔细询问了几个船员进行了解后，他已在心里勾勤出此次事故的一个大致轮廓。但陈顺通还需要拿到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找到当年在日本船公司当买办时结识的日本同行，由对方引见，陈顺通登上了那艘肇事的日本货轮，在船长室，他成功地查看到了对方的航海日志，其中对事故发生那天的详细记载，成了解决此案最为重要的证据。

半个月后，陈顺通向张静江提交了一份日方货轮肇事的详细调查结论，调查报告里，夹着那张6万元的银票。

可以想见，此时的张静江心里是如何的一种畅快，他一定为自己当初的眼光感到自豪。面前这个来自宁波乡下的年轻人没有辜负自己的赏识，你只需交给他一支扛杆，他就可以撬动一块巨石，这样潜能满溢的人正是自己所欣赏的。

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曾留下不少关于幸运和赏识的故事，它们有着如出一辙的构架，因为获得了幸运的赏识，有人的命运被改变，甚至因此成为历史洪流中特别闪耀的一朵浪花。然而，因被赏识而致的命运改变，除了幸运，被赏识者是需要一种潜能的，否则，赏识就很难转为一种现实的机遇，最多只能给幸运者带来财富的闪亮，而不会给历史增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