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成立，家父也加入其中。1932年至1935年期间，朱家骅出任交通部部长，家父与他的交往自然也增多起来。1933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海商法》,其中个别条款对航运主体非常不公平，并且在实际上不可行，比如第23条内容大致是：失事的航船，如妨碍航行的，海关可以代为执行，一切费用由各轮的船东负担。当时，包括中威轮船公司在内的一些航运公司认为，航运公司通常难以负担这样的巨款，并且航运公司平时已经缴纳赋税，政府应当负担一部分金额。于是试图向航运公会提出修法建议，尝试变更为由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共同负担。最后，上海市航运公会公推家父陈顺通等人到南京向交通部朱家骅部长请愿，要求修改相关条文。

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成立合影，后排左七为陈顺通（1931）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协议，使苏联商船得以往来于中国各大港口。苏联政府交通部和外交部屡次向国民政府发出消息，希望中国也派出商轮驶往苏联，实行两国之互航。国民政府交通部屡次去电招商局落实此事，但招商局总以“无合适船舶可以航行”予以回答。朱家骅部长见招商局一时无法安排，便向家父表示国民政府打算要尽快实现中苏两国间的互航。1933年5月16日，家父刚刚从交通部获得第860号“顺丰轮”船舶国籍证，便接受交通部之指示：“顺丰轮”代表中国首航苏联。

1933年6月1日，中威轮船公司的“顺丰轮”从上海驶往苏联。启航之前，家父特意登上“顺丰轮”叮嘱船长和船员，“顺丰轮”这次代表中国首航苏联，一定要体现出中国人的素质，务必要遵守法律和货币管制条例，不要把中国的货币带到苏联去。在他再三叮咛之下，“顺丰轮”的船员临上岸前都把货币兑换好，在航行苏联的过程中时时遵规守矩。当年，上海《申报》和新加坡《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都进行了报道，成为当年中国航运界的一件大事。

1934年3月20日至24日，全国促进航业讨论会在南京开幕，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主持。除此之外，拥有3000吨以上货轮的轮船公司可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中就包括中威轮船公司。这次全国会议的议题其一是讨论收回内河航运权的相关事宜，其二就是会后成立了全国航业设计委员会，总共11名委员，家父陈顺通便是其中一位。

担任此公职后，家父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中国航运的发展，他看到当时国民统计报表显示全国共有3700多艘轮船，总吨位有62万吨，平均每艘船只有160多吨，而且很多船都已老化，就建议交通部整合大的航运公司，并且要成立专门的银行，支持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与日本、欧美的航运公司抗衡。

后来朱家骅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其下属的近代史研究所还保存了抗战胜利后家父请求国民政府向日方索赔“顺丰”、“太平”两轮的相关史料。而这些保存在台湾的关于大陆同胞的史料，恰恰证明了两岸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又一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