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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沉浮：四代人四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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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来童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请带我飘向那天边。
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过五千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洒在海边。
“民国船王”陈顺通一家四代人的命运与经历正是家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在陈爱棣记忆中，船就像父亲的孩子一样。她常听父亲说，陈家有四艘船，为抗日自沉的两艘他不可惜，但被日本人拿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他一定要要回来。1949年临终之际，陈顺通对此念念不忘。长子陈洽群在母亲及其弟陈乾康等家人的支持下，代表陈家对日企展开长达三十年的追讨。1985年陈洽群病重时告诉其子陈震、陈春：“（官司）一定要打赢日本人。”2012年陈春在上海病逝，其子陈中威加入对日索赔的阵列。经过四代人接力追讨，终于赢得对日索赔诉讼的胜利，完成陈顺通的心愿，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见证了祖国从疲敝走向强盛的巨大变革。20世纪30年代，陈顺通在上海创立中威轮船公司。抗日战争时期，陈顺通为延缓日本海军进攻速度，为中国军民及物资后撤赢得宝贵时间，将中威轮船公司旗下当时仅有的两艘轮船沉没于海上交通之要冲，其中太平轮沉没于宁波镇海口、源长轮沉没于江阴要塞。回忆起这段历史，陈爱棣说：“父亲的爱国之举永远是我家最宝贵的财富。”她记得父亲当时说，目前国家民族危难，作为一名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其次要无愧于自己的先辈，最后就是要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抬起头来做人。中国用八年时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陈家人用了近十个八年打赢了对日索赔的“战争”，陈爱棣等陈家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切身感受到祖国的日渐强大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就是著名的中威船案，因时间跨度之久、资料证据之繁、参与人数之多、标的额之大，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时间要追溯到日本侵华前夕，当时陈顺通将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并入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合同约定自1937年12月1日起收回船只并收取租金。抗战全面爆发后，两艘轮船被日本公司租借不还。之后的七十七年，陈家四代耗尽大半生精力接力追讨这两艘船。其间人事几番消磨，聘请的律师、顾问也有一多半人在漫长的诉讼中相继离世。2007年12月7日，被陈家人喻之为漫漫长夜的中威船案终于迎来曙光，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家胜诉。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7年前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1.7亿人民币。祖国的日益强大，为陈家对日索赔提供了坚强的国家后盾。中国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专门司法机关的组建为中威船案的审判提供了法治保障。上海海事法院是1984年新组建的专门法院，1989年就立案受理了中威船案。立案依据是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陈家人再也不必往返东京法院打官司，中国人可以对事关自己利益的官司在中国立案。中威船案代理律师叶鸣认为此案最大的启示意义在于“类似的民间案件可以在人民法院、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打官司。我们国家的法院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独立审判这些案件”。2014年9月，中威船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通报的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鉴于中威船案的重大影响与意义，中威船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70年要案”：“该起案件的圆满审理和执结，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极大地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彰显了我国海事审判及执行体系的司法权威和成熟高效，标志着中国海事审判经过30多年的历练与发展，已经日臻完善，在中国海事司法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居美国芝加哥的爱国华侨陈爱棣，年近九旬，是在世的陈家最年长者，她见证了其父陈顺通决定沉没源长轮、太平轮阻敌报国，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借到日方支付赔偿的整个历程。2019年又恰逢太平轮沉没80周年，在陈经纬先生（陈乾康之子）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联系采访了陈爱棣女士，她向我们讲述了陈家自沉两轮报效祖国及中威船案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曲折的故事。
陈爱棣：1974年东京地方裁判所罔顾事实，以“陈氏未在1948年前提出索赔，故时效灭失，求偿权丧失”为由判决陈家败诉。原因就是陈家拿不出父亲1948年前提出索赔的证据。父亲在抗战胜利后递交的对日索赔的所有证据、索赔方案以及当时民国政府与驻日代表团的往来电报等，1949年都被带往台湾。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两岸属于军事对峙状态，骨肉血亲无法相见，更不用说台湾保存的史料与大陆共享。这就是最大的悲剧。父亲整理的证据由于保存在台湾，不能作为证据向东京法院递交，东京法院才有机可乘，罔顾事实作出判决。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中威船案后，一审长达近20年，也是由于没有父亲当年对日索赔的这些铁证。如两轮的船舶国籍证，需另寻途径，耗费多年时间才在上海档案机构找到。至于两轮的租金，上海法院是以日方未提交已支付的凭证为由，推断日方有拖欠租金的行为，租金只能按租船合同的金额向日方收取。父亲当年的证件6A、6B，即顺丰轮、新太平轮拖欠租金的清单，父亲完全按航运界的习惯做法，对日方自违约之日起拖欠的租金以市场价格计算。这些证据再次与船东一家团聚，我们等待了一甲子之多。台北、上海两地的档案显示，父亲安排的对日索赔一直持续到1952年。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支持我家对日索赔两轮、维护中国公民权益上，是高度一致的。而这种一致跨越了1949年，生动诠释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美国，我还积极参加芝加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向大家讲述两岸视野下的中威船案，希望通过讲述陈家的历史，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两岸是割不断、分不开的”。我家四艘轮船的故事说明了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富，国强则民不遭外人欺辱。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家有目共睹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更希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大的期待与福祉。
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过五千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洒在海边。
再不愿见那海，再不想看那只船，却回头又向她走来，却又回过头向她走来！
船就像父亲的孩子一样。我常听父亲说，陈家有四艘船，为抗日自沉的两艘他不可惜，但被日本人拿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他一定要要回来。——陈爱棣家国沉浮：四代人四条船
——“民国船王”陈顺通之女陈爱棣访谈录
“民国船王”陈顺通一家四代人的命运与经历正是家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在陈爱棣记忆中，船就像父亲的孩子一样。她常听父亲说，陈家有四艘船，为抗日自沉的两艘他不可惜，但被日本人拿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他一定要要回来。1949年临终之际，陈顺通对此念念不忘。长子陈洽群在母亲及其弟陈乾康等家人的支持下，代表陈家对日企展开长达三十年的追讨。1985年陈洽群病重时告诉其子陈震、陈春：“（官司）一定要打赢日本人。”2012年陈春在上海病逝，其子陈中威加入对日索赔的阵列。经过四代人接力追讨，终于赢得对日索赔诉讼的胜利，完成陈顺通的心愿，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见证了祖国从疲敝走向强盛的巨大变革。20世纪30年代，陈顺通在上海创立中威轮船公司。抗日战争时期，陈顺通为延缓日本海军进攻速度，为中国军民及物资后撤赢得宝贵时间，将中威轮船公司旗下当时仅有的两艘轮船沉没于海上交通之要冲，其中太平轮沉没于宁波镇海口、源长轮沉没于江阴要塞。回忆起这段历史，陈爱棣说：“父亲的爱国之举永远是我家最宝贵的财富。”她记得父亲当时说，目前国家民族危难，作为一名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其次要无愧于自己的先辈，最后就是要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抬起头来做人。中国用八年时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陈家人用了近十个八年打赢了对日索赔的“战争”，陈爱棣等陈家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切身感受到祖国的日渐强大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就是著名的中威船案，因时间跨度之久、资料证据之繁、参与人数之多、标的额之大，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时间要追溯到日本侵华前夕，当时陈顺通将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并入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合同约定自1937年12月1日起收回船只并收取租金。抗战全面爆发后，两艘轮船被日本公司租借不还。之后的七十七年，陈家四代耗尽大半生精力接力追讨这两艘船。其间人事几番消磨，聘请的律师、顾问也有一多半人在漫长的诉讼中相继离世。2007年12月7日，被陈家人喻之为漫漫长夜的中威船案终于迎来曙光，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家胜诉。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7年前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1.7亿人民币。祖国的日益强大，为陈家对日索赔提供了坚强的国家后盾。中国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专门司法机关的组建为中威船案的审判提供了法治保障。上海海事法院是1984年新组建的专门法院，1989年就立案受理了中威船案。立案依据是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陈家人再也不必往返东京法院打官司，中国人可以对事关自己利益的官司在中国立案。中威船案代理律师叶鸣认为此案最大的启示意义在于“类似的民间案件可以在人民法院、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打官司。我们国家的法院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独立审判这些案件”。2014年9月，中威船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通报的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鉴于中威船案的重大影响与意义，中威船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70年要案”：“该起案件的圆满审理和执结，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极大地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彰显了我国海事审判及执行体系的司法权威和成熟高效，标志着中国海事审判经过30多年的历练与发展，已经日臻完善，在中国海事司法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居美国芝加哥的爱国华侨陈爱棣，年近九旬，是在世的陈家最年长者，她见证了其父陈顺通决定沉没源长轮、太平轮阻敌报国，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借到日方支付赔偿的整个历程。2019年又恰逢太平轮沉没80周年，在陈经纬先生（陈乾康之子）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联系采访了陈爱棣女士，她向我们讲述了陈家自沉两轮报效祖国及中威船案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曲折的故事。
陈爱棣在芝加哥祝福祖国音频00:0000:52
1996年中威船案庭审休庭后部分律师团成员合影。
陈爱棣：1974年东京地方裁判所罔顾事实，以“陈氏未在1948年前提出索赔，故时效灭失，求偿权丧失”为由判决陈家败诉。原因就是陈家拿不出父亲1948年前提出索赔的证据。父亲在抗战胜利后递交的对日索赔的所有证据、索赔方案以及当时民国政府与驻日代表团的往来电报等，1949年都被带往台湾。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两岸属于军事对峙状态，骨肉血亲无法相见，更不用说台湾保存的史料与大陆共享。这就是最大的悲剧。父亲整理的证据由于保存在台湾，不能作为证据向东京法院递交，东京法院才有机可乘，罔顾事实作出判决。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中威船案后，一审长达近20年，也是由于没有父亲当年对日索赔的这些铁证。如两轮的船舶国籍证，需另寻途径，耗费多年时间才在上海档案机构找到。至于两轮的租金，上海法院是以日方未提交已支付的凭证为由，推断日方有拖欠租金的行为，租金只能按租船合同的金额向日方收取。父亲当年的证件6A、6B，即顺丰轮、新太平轮拖欠租金的清单，父亲完全按航运界的习惯做法，对日方自违约之日起拖欠的租金以市场价格计算。这些证据再次与船东一家团聚，我们等待了一甲子之多。台北、上海两地的档案显示，父亲安排的对日索赔一直持续到1952年。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支持我家对日索赔两轮、维护中国公民权益上，是高度一致的。而这种一致跨越了1949年，生动诠释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美国，我还积极参加芝加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向大家讲述两岸视野下的中威船案，希望通过讲述陈家的历史，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两岸是割不断、分不开的”。我家四艘轮船的故事说明了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富，国强则民不遭外人欺辱。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家有目共睹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更希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大的期待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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