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仲勋同志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仲勋同志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仲勋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仲勋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仲勋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
　　习仲勋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仲勋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仲勋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需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仲勋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
　　习仲勋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1979年4月，习仲勋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仲勋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仲勋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12月，习仲勋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习仲勋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了却了多年心愿
　　习仲勋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仲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仲勋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但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1949年，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仲勋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仲勋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仲勋激动不已。
　　当天晚上，我征求习仲勋同志意见，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习仲勋兴致很高，表示要参加。当晚风大气温很低，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习仲勋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习仲勋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仲勋，上前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1949年习仲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习仲勋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