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小说冤案与习伸勋第三次入狱　　 1959年4月，习仲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打进人生的深渊。
　　事情可追溯到几年前。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其夫人李建彤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便让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流传千古。1936年春，刘志丹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在山西抗日前线。毛泽东痛失良将，悲痛题词，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习仲勋何尝不想让刘志丹的英名流芳百世，但作为西北幸存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因走错一步棋而连累西北一大批干部。1953年，高岗串通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阴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二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写小说《刘志丹》，必然要写到高岗在西北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雷区”，稍一不慎，就要粉身碎骨。这就是习仲勋再三犹豫的原因。
　　由于刘景范、李建彤坚持要写，习仲勋只好吩咐他们避开高岗这个敏感问题。《刘志丹》小说初稿出来后，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在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提出要把刘志丹放到整个时代中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并建议不要写高岗，不可授人以柄。
　　1962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刘志丹》送审稿，有些报刊开始连载小说部分章节。9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首先提出：“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乘机煽风点火：“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整个事件很清楚，就是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在康生的欺骗和煽动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一些人也向习仲勋展开猛烈攻击，上纲上线，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成了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被隔离审查——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在康生的指使下，因习仲勋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受到迫害的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到株连的一般干部和群众达万余人。
　　1965年，习仲勋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不久，“文革”席卷全国，习仲勋在劫难逃，1967年1月被揪到西安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严肃地批评造反派：“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当造反派代表问起如何处理习仲勋时，周恩来语义双关地说：“你们抓到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周恩来下令以军事管制形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
　　 重新出山，“把守南大门”
　　 习仲勋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后终获平反。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数职，已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叶剑英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南大门”，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的讲话》，1987年2月15日、19日)
　　1978年4月6日，习仲勋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一行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帅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冷落萧条。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也有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时，天色已黑，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一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10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大胆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条条框框，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强调，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鼓励大家“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习仲勋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时任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为广东争得一把“尚方宝剑”
　　 1978年12月初，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2月7日，习仲勋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鼓励地委干部：“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要大一点。”2月9日，他在四会县公社书记会议上又说：“要允许群众有小自由，不要卡群众，群众富点好嘛，不要怕富，不要有‘恐富病’。”
　　4月2日，协助习仲勋工作的杨尚昆主持了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4月5日，习仲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下午，他在中南组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这次发言，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广东省委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便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去。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的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然而，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多，阻力大。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认为，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的先行一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28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退出政坛后，习仲勋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晚年长期居住深圳，始终关心特区的建设和发展。2002年，习仲勋与世长辞。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