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秘书工作》2005年第11期作者：张志功，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正局级干部

    岁月易逝，不知不觉间习仲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回顾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我先后两次给习仲勋同志当过长达20年的秘书。第一次是从1950年3月开始，我从共青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习仲勋同志当秘书，一直工作到1964年。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党内的极“左”路线和康生等人的陷害，习仲勋同志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第二次是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同志21岁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6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5省党政全面工作；46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同志表现了坚定的信念，超人的胆识和杰出的才干，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习仲勋同志都有过很高的评价，毛主席曾在许多场合表扬过他，建国前给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建国初又说他“炉火纯青”。

    习仲勋同志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关于习仲勋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披肝沥胆、日夜辛劳的许多往事，在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中讲得比较多，我就不重复了，这里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着重讲一讲习仲勋同志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保持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感人故事。

心系群众保持本色

     习仲勋同志反对搞形式主义。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总是轻车简从，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每次跟他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

    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并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地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要求他们把欢迎的人群立即解散。这件事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1978年秋天，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当到了一个调研所在地时，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就远远地在边境迎接，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这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习以为常，但习仲勋同志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仲勋同志无论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坐的一直都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了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广东的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仲勋同志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还要筹划改革开放。干部、群众知道他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后来任省委书记的杨尚昆同志也在中央工作过，因此对他们二人期望值很高，当地老百姓戏说他们“吨位重”。我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有提建议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表扬鼓励的。

   1979年初，有一封群众来信指名批评习仲勋同志是“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这封信要不要送习仲勋同志看呢？我犹豫了，最后觉得还是给他看一下好。他看了信，对我说人家批评得好，并说这种来自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鼓励这种敢于提意见的风气。不多日，习仲勋同志竟在一次大会上说到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这样开诚布公地作自我批评，他的心胸可想而知。

    保持本色，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是习仲勋同志的突出特点。他的出国次数不能算少，但是他一直坚持带头不买任何免税商品，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有些产品我们现在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要承认自己落后，更要自强不息，奋斗十年二十年也就赶上去了。1979年11月，习仲勋同志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仲勋同志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自觉遵守，以至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代表团13个人竟然没有带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讶。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利，也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他的家乡“父母官”进京找他要物资。习仲勋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没有答应批给物资的请求。看着他们失望的眼神，习仲勋同志向他们说明了不能批的理由。当听了习仲勋同志的解释之后，来要物资的同志感觉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都表示要改变“等、靠、要”的思想。

生活俭朴廉洁自律

    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习仲勋同志非常注意廉洁自律，坚决反对搞特殊化。他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但就是不让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

    习仲勋同志的生活十分俭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几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

   习仲勋同志是北方人，到广东工作后，他很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机，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心有不忍，就主动给广东省委送来了3台空调机，指名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认为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搞特殊化，叫我原封不动地把空调机送回了省委接待处。

    习仲勋同志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许家人大手大脚花钱。可以说，他们全家平均月开支，以50年代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家庭的消费水平来比是偏低的。我当时帮他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我手，孩子们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5分钱也向我要。我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我都要记账。月终，我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仲勋同志过目。孩子们都怕自己用多了钱被爸爸批评，小小年纪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自小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习仲勋同志的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及鞋子，就传给近平和远平两个弟弟穿。弟弟嫌姐姐的鞋是花的，害羞不愿意穿，习仲勋同志就让用墨水把鞋面染黑了穿。时代不同了，拿现在的眼光看是过于抠门，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蕴含着一种美德。至今他们姐弟几个聚在一起见我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些童年往事。正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环境的熏陶，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才使他们在“文革”时虽然被打成“黑帮”子弟，并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但都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和磨难，现在他们都成了某一方面的人才。

    习仲勋同志对夫人齐心同志要求也很严。齐心同志很自觉、自爱，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在工作上也不甘于落后。她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离家很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去都乘公共汽车。

生活多彩风趣盎然

    纵观习仲勋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既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日，又有风和日丽、碧波粼粼之时；既有兵变失败的惨痛，又有打仗获胜的喜悦；既有风云突变、身陷冤狱的困惑和屈辱，又有不畏艰难险阻，铁骨铮铮、坚贞不屈的大无畏气概；既有历经坎坷磨难、阅尽人间沧桑的怅惘，又有投身革命，建功立业的欣慰。他的一生，就像一头秦川老黄牛那样，一天也没有轻闲过，一天也没有停止耕耘。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习仲勋同志还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又善于生活的人。他风趣幽默，毫不古板，还有许多业余爱好。

    他喜欢跳交谊舞。作为健身，每周六晚活动一次，有益于身心健康，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那时文娱活动比较单调，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电影和电视剧，电视几十个频道任你选看。所以那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经常相约参加舞会，一来休脑强身，二来借此机会相聚，海阔天空畅谈，还能和群众直接接触，了解许多社会情况。

    50年代，由于习仲勋同志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的工作，看文艺演出的机会较多，对京剧及豫、越、粤等地方剧都产生了兴趣，对家乡戏秦腔情有独钟，和戏曲界很多演员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常香玉等都很熟悉。他和周总理同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好朋友，同北京人艺及人艺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很友好，常有往来，人艺一旦有新戏演出，必然邀请他们两位，他也乐于观看。

    习仲勋同志比较注意锻炼身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就难以做好工作，生活也不幸福。他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有段时间中央改革警卫制度，撤走了警卫，我就跟他上下班。为了锻炼，从住地到中南海办公，来回途经北海公园，便顺道走进去，边走边看，步行半小时，走得他满头大汗却感到浑身轻爽。下放洛阳期间，他也坚持每天早晚两次徒步走几十里路。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交道口住宅院内有一小块空地，一有时间，他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劳动，种了许多品种的蔬菜，一年下来还真收获不少，乐在其

习仲勋同志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几十年来，与老一辈革命家、与众多战友一起，忠心耿耿，并肩战斗，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退居二线以后，他仍同以前一样，继续执著地关注国家大事，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批阅文件，处理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习仲勋同志已是耄耋之年。经中央同意，他主要是在深圳休息，那里是他领头开创的特区。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一次，为他祝寿。他的住处挂了历届中央领导人和他的合影，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鲜花布满房间，十分温馨。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同志亲笔书写的寿联挂在墙上：室有芝兰春自韵，君如松柏翠常青。对习老而言，此情此景，十分贴切。饭后我俩促膝畅谈，从回顾他当年革命的故事，到谈论国际国内形势，又关心问及我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等，说长道短，亲为父兄。笑谈中，我静静地注视着老人，他长者般的慈祥和蔼常令我感怀不已。想当年，他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英雄气概，何等潇洒，又何等的威武！步入政坛，独当一面，辅佐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指点江山，又是何等的游刃有余！

关爱部属别样情怀

    习仲勋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和爱护，但他不因他们在自己身边工作就特意给以照顾和提拔，更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多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有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到陕、甘两省。

   1979年，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除兼任广东省省长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我参加工作已经有30年了，由于各种原因，还只是一个科长。军区其他领导可能认为我的级别同职务不相适应，为了便于联络工作，想给我在军区某部门安排一个职务。请示习仲勋同志，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由于我了解他的作风和品质，所以对他的决定我也很理解，至今无怨无悔。给习仲勋同志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前后有20多位，数我的时间最长。我对他忠心耿耿，非常尊重，乐于为他服务，他对我也很信任，用起来顺手。常说“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这是一句抽象的话。怎么忠？具体到我个人身上，那就是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经历很简单，绝大部分时间是给习仲勋同志做秘书，为他服务是我一生的光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习仲勋同志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秘书工作无小事”，特别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秘书，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他交代的工作，我一定要努力办好，不然就是失职。那时比较落后，科学还没有发达到办公自动化，一切全靠手工操作，效率低自不待言。打电话是手拨的，我脑子里要记好多单位、好多同志的电话号码，习仲勋同志要找谁，我立马接通。我的工作岗位不允许我有任何一点松懈和马虎，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他去作报告，我事先准备好了讲话稿，明明记着装在文件袋里，但还是不放心，还要再检查一遍。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因没有领会他的意图而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

    严格的要求往往包含着深切的关爱，我的同事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到自己是书记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可以说，在习仲勋同志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严以律己，低调做人

    习老去世已3年多了，我常常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觉得他离开我们越久，就越感到他的亲切和伟大，我敬仰他，怀念他，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