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时任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协助周总理负责领导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的工作。1986年春节团拜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团拜会上我的座位刚好靠近习仲勋副委员长，我忙前去请他在我虎年明信片上签字，他欣然地签上“习仲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1954年，时任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协助周总理负责领导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的工作。我当时在该局工作，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作风，给我印象突出的一点是亲切待人。习仲勋同志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依然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好接近。我们常到他的办公室请示问题，他都笑容可掬地请我们坐下喝茶，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汇报，简练地回答我们要请示的问题。他经常召集专家工作局党组同志到他办公室，由他传达中央最新指示和方针政策，组织我们学习，以便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这种做法，对我们党组同志提高政策水平，不犯错误，有很大帮助，这也说明习仲勋同志很关心干部的成长。

　　1979年9月下旬，我从驻澳大利亚使馆回国休假，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杨放之同志又回外国专家局任局长，经杨放之同志向我再三动员，我也重回外国专家局任副局长（后任局长）。我回外专局工作后，听说那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来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住在京西宾馆，我前去探望。他非常热情亲切地接见了我，久别重逢，我格外高兴。他得知我任驻澳大利亚使馆政务参赞回国休假不久，便向我打听澳大利亚情况。他说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刚签订友好城市协议不久，他将于11月下旬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新南威尔斯州。后来我请外交部美大司主管澳大利亚事务的副司长陈德和同志和二秘王永秋到京西宾馆向习仲勋同志介绍了澳大利亚情况。

   1986年春节团拜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团拜会上我的座位刚好靠近习仲勋副委员长，我忙前去请他在我虎年明信片上签字，他欣然地签上“习仲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1993年，我与老伴一起去香港探望我的女儿，返京时途经深圳住宿两晚，我打电话与习仲勋夫人齐心联系后，第二天上午我与老伴从我的住地步行到他们住的地方看望习老，他的亲切待人的慈祥的面容一点未变，当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代表杨放之等老同志向他问候时，他很高兴，也要我回京以后向这些老同志问候。当我向习仲勋同志告别时，他亲自送出门口，频频挥手向我和老伴挥手示意。齐心同志告诉我说，习老对我们到来很高兴，一再询问我们怎么来的？住在哪里？是否有车？并一再交待他的秘书一定要派车送我们回住所。如今，当我将珍藏多年的他送我他与夫人齐心同志坐在客厅里那张照片时，我脑海中立即涌出一股崇敬的热流，作为一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此亲切待人、关心下级的优良作风是多么难能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