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宝安县还是一个荒僻的小镇，而对岸的香港却是高楼鳞次栉比。我不解为什么一水之隔却有天壤之别。父亲坚定地说——

　　想要江山不变色，要让百姓过好日子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回到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浴血奋战的陕甘宁边区，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祭奠父亲的英灵。

　　我的父亲习仲勋，七年前已离我们而去，但他老人家的崇高形象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关于父亲在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很多文章都写过了，今天我想从儿子的角度通过几件小事来追忆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习仲勋

　　生平简介

　　1913年-2002年，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特委代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绥德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1965年9月起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一届六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习远平，习仲勋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于北京，少年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开始后随母亲下放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中学在那里度过。16岁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过工人，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

　　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及政府单位工作过。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

　　1 装病逃学被识破

　　父亲抽时间给我们洗澡

　　在我童年记忆里，每逢周末我们从幼儿园里放假回家，只要父亲没有重要的会议和外事活动，他都会抽出时间来为我们洗澡，望着我那脏兮兮的小脸儿，父亲嗔怒地刮着我的鼻子：简直是个小泥猴！然后用他宽厚的大手把我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

　　我从小就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为了逃避上学，我耍起了“小心眼”,在软磨硬泡等小把戏被父亲识破之后，我想出了一个“绝招”——想办法让自己感冒、发烧，这样父亲就不会送我去幼儿园了。

　　一个星期天晚上，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猛然脱去上衣，跑到院子里去淋雨。父亲发现了，连忙把我从雨中抱回了屋子，他边用毛巾替我擦干雨水边问我：小傻瓜，你这是干什么？我咬紧嘴唇硬是不说。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如果你是想锻炼身体，培养毅力，我支持！年轻时我也顶风冒雪光脚在雪地里跑过40里路。话锋一转他变得严肃起来：不过，你要是想跟我耍花招——装病逃学，我决不会迁就你！

    1959年，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也分管统战工作。周恩来总理要求他广交朋友，关心照顾好宗教、民族、党派等人士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工作特别忙，星期天也安排得满满的。因为平常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住校，只有周末才能与父母亲团聚，所以父亲就安排些工作和照顾孩子两不误的“节目”。

　　当时我只有四五岁，可是像小跟班似的，跟随父亲去过傅作义家、屈武家、包尔汉家、赛福鼎家、张治中家、乌兰夫家、刘文辉家、邓宝珊家、荣毅仁家、十世班禅大师家、阿沛·阿旺晋美家等。如今回想起来，父亲当年的“串门”，是在连结一条无形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纽带。父亲与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那么真挚、那么纯洁、那么平和。尽管他们中有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但是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2 穿补丁衣服参加舞会

　　父亲笑着说“土”比“洋”好

　　虽然我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但是，孩童时代的生活并不宽裕。我是家里最小的，许多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大的改小，红的染黑。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办公厅定期在北京饭店举办周末舞会，父亲时常带着我们一起参加。我可高兴了，在舞场里和小伙伴们玩钻桌子、捉迷藏等游戏。

　　在一次舞会上，周恩来伯伯见到我母亲

　　时说：“这么年轻哪像35岁、有5个孩子的妈妈呀（实际是4个孩子）？”以后总理决定，让我母亲参加外事活动。但是，父亲一直没有让母亲出头露面。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主政广东，才让母亲参加一些礼节性的外事活动。

　　有些人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参加舞会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都有些惊讶，便悄悄打听：“这些孩子是谁家的？”

　　国管局有位叔叔熟悉我家情况，他回答：“穿得这么破还能是谁家的？是习家的呗。”甚至有人在背后悄悄议论我妈妈，“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打扮那么‘土’呀？”妈妈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却笑着安慰她：“‘土’比‘洋’好！”

　　等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虽说父亲的职务级别工资很高，但要养全家九口人，还要不时接济老家的亲友，在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可谓“大有大的难处”。

　　妈妈是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普通干部，生活非常简朴。她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时，看到有人在车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极为羡慕，也想买一台听听。谁知到百货商场一打听，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要花几十元。妈妈踌躇再三，最终还是没舍得买。可是，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外地群众受灾的消息后，却毫不犹豫地从银行取出自己多年积攒的1200元，叫我姐姐去邮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悄悄地寄往灾区。

　　3 批斗会尴尬收场

　　澡堂里父亲与师傅们拉家常

　　1962年，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阴谋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张纸条：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父亲被指责为“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受审岁月。

　　1965年，父亲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他主动要求坚持半日劳动，半日工作。

　　“文革”中，有一天深夜，家里还有几个工人正围着桌子与父亲聊天。突然，闯进来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他们要抓父亲去西安批斗。也许是父亲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娃娃，在途经西安闹市区时，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大吊牌，被红卫兵押在卡车上游斗，可是他背后却有人悄悄地抬起膝盖支撑着父亲的腰部，为的是让他借点力。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

　　到了富平县，那是父亲的老家。听说要揪斗习仲勋，整个操场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天，

　　天气特别热，太阳火辣辣的，竟然有人站出来给我父亲打伞遮阳。会场里，有个造反派头头嘶喊着打倒习仲勋的口号，结果没几个人响应，整个批斗会只开了10分钟就尴尬收场。

　　不料，父亲却对造反派提了一个要求：你们不要急着把我拉回西安，既然我已回到了富平，就让我吃一碗老家的哨子面再走吧……

　　1975年，父亲在北京解除“监护”，安排到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父亲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却得到洛阳的父老乡亲的理解、尊重、关心，有机会接触到广大工农群众，使他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那时，我还曾经陪父亲到洛阳耐火材料厂里的浴室洗过澡，他喜欢坐在大池里边泡澡，边与师傅们拉家常。他饭后散步一个多小时，要去看看村头守瓜棚的老农和看水库的老头，途中还会与小山坡边的放羊娃聊上几句……

　　4 复出后主政广东省

　　父亲冒酷暑走访23个县市

　　春回大地。1978年，父亲重新复出，先后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当时的广东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父亲冒着酷暑走访了23个县市，足迹遍布工厂车间，田野村头，街道弄堂。

　　1978年，我去广东休“探亲假”，父亲安排省委办公厅的汪石同志陪同我和妈妈去了宝安县（1979年改为深圳市）。那是一座荒僻的小镇，这里撂荒了20多万亩耕地，外逃的农民如潮水般地冲击着边防线。我亲眼看到边防战士们押着偷渡客从白花花的盐碱地里走过，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在后衣襟上留下一圈圈白色的汗渍。面对着隔水相望的香港，那边高楼鳞次栉比，从罗湖口岸过来的年轻人，有的穿着喇叭裤，有的手提录音机……我感到一片茫然：为什么我们与一水之隔的香港有着天壤之别？

　　我向父亲谈了所见所闻。他老人家坚定地对我说：“要想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改造盐碱地，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父亲与省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请示中央给广东省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作为“试验田”先走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3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向世人展现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街道上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除了海内外的游客，还有许多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建设者、创业者……

　　看到这里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当年的话语又在我耳边回响：“要想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改造盐碱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