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逝世6周年的日子。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习仲勋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更是值得我们怀念。

      1997年底，我在南方某开放城市的一幢小楼里，见到了一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的八旬老人。据工作人员讲，他的起居生活十分有规律，无论寒暑，每天坚持几次散步，无论劳逸都坚持读书、读报、听新闻。他就是在历经“文革”等磨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受命出山，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面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丰硕成果，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一提起广东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会谈到，70年代末，被人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的习仲勋，倾力向中央要政策，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的那段往事。“改革开放”4个字说起来很是轻松，然而在70年代末，对于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来说，绝非一件易事……

    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习仲勋率队考察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7个月后，习仲勋便向中央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

    1978年，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二个年头，同时也是中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年。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当人们直面世界，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一度被国人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还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甚至于停滞。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前，人民寄予中国共产党以厚望，历史与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局面。

    1978年4月6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时逢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一个直白的亮相，习仲勋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一席话表明了这位中共元老誓将与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到任之后，习仲勋没有被文山会海所淹没，在听取了广东省基本情况的汇报之后不久，他便展开了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

    1978年7月至8月，习仲勋先是到了宝安县城，然后又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老百姓、地方干部攀谈，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高温下的考察结束后，习仲勋概括出8个字：“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形势很好”指的是3个地区的粮食获得了丰收，因此人心比较稳定。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广东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还是从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广东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基础，这都是广东的优势。但是，广东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是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广东的外部环境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捆住了手脚，使得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就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另外，“文革”中，广东省可算是一个重灾区，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便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团结奋斗。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经济调整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的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习仲勋的脑海里打转。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这一次，对于身经百战的习仲勋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战场。热浪一阵强似一阵地向他袭来，望着近在咫尺的繁华香港，想起那次到深圳遇到农民外流冲击边防线时的情景，习仲勋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一段时间里，被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的习仲勋，经常彻夜难眠。跟随父亲到广东的大女儿齐桥桥，很为爸爸曾受过太多折磨的身体而担心，经常劝说父亲要注意休息，保持身体健康。但此刻，习仲勋早已顾不上女儿的担忧了。“对！关键是政策。”一番思考之后，习仲勋认定，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机动余地，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啊！”一切再也耽误不起了，想到这，他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在设想付诸实施之时，特别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魄力。当习仲勋听了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有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

    回到省委后，他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具有深远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全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其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

 这份汇报材料是习仲勋在到广东工作了7个月之后形成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听取了广东省的工作汇报。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与一同在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一起急急赶回广东。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会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便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思考广东加快“四化”建设进程的出路。习仲勋对同去调研的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不久，他和当时的省委领导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海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汇报时，习仲勋再次将他的建议向中央作了陈述，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赞许与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这次一直扩大到省、地、县三级。会间，习仲勋向到会同志传达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直率、坦诚，这就是习仲勋的性格。

    5月中旬，谷牧就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两省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率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对中央50号文件批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坦言道：“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广东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在实现‘四化’中先行一步，为全国摸索点经验，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 “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办好，就一定能使广东在实现‘四化’中先走一步做出贡献。”他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要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同志们团结起来，振作起来，为搞好试点而努力。

    历史对于这位新长征路上的“老兵”，有着这样一段“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记录：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与许世杰等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地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

    3月12日，他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号召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绿化工作。

    4月4日，习仲勋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就在此半年之前，习仲勋已指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与港方在1978年10月11日达成增加供水的协议。

    10月12日，正式开通了广州至香港的客运班机。10月17日，香港至广州的飞翔船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港报的一篇题为《习仲勋拂晓探市场》的文章，披露了1979年12月，习仲勋率团访问澳洲后途经香港访问时，考察香港市场时的情况。

    1980年4月，习仲勋到了南海县，几天的调研之后，他问时任县委书记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他鼓励县委领导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先走一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9月2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便赶赴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并作如下纪要：“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两省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10月20日，港督麦理浩再度到广州访问，就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合作等问题，与习仲勋等省委领导会谈，3天后，双方圆满达成协议。

    1980年11月，习仲勋奉调到中央工作。此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外经贸发展已初见成效，一些大的合资项目：核电站、广深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洲公路桥等，都在同时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京广铁路衡广复线准备复工，广梅汕铁路正在勘探规划，广深公路正在改造，黄埔电厂正在建设，沙角电厂即将动工……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习仲勋及所有同行者们的心血。

    今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那么，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为先。而习仲勋作为“文革”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计个人得失，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他和广东人民所共同谱写的壮阔篇章，将被载入史册，留存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