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1926年5月就投身革命，1934年，二十多岁的习仲勋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了。他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
   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在陕北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原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
    据习仲勋回忆：“我被关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1935年的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去调查。
     经过调查，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极“左”分子所起的作用，是在革命队伍内部打击革命力量。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习仲勋。毛泽东和习仲勋一见面，就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1936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已经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了。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赏识他。19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习仲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政军重大事务时，却遭到了康生的陷害。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对此，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康生由此和习仲勋结下了仇，而习仲勋对此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建国后，康生陷害习仲勋，起因是小说《刘志丹》。康生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但当他听说习仲勋曾看过小说稿后，立即关注起这件事来。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毛泽东念了康生的条子后，康生趁机大造舆论。他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个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在当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中央决定接受康生的建议。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
   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心中一直对习仲勋存有好感。他没有同意关于开除习仲勋党籍和公职的意见，而是保了习仲勋。这样，习仲勋保留了党籍和公职。而且，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
   但是，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三次保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然习仲勋已经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而是鼓动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　　

   中国的政治进程到1974年，刘XX早已在文革中被打倒，康生也卧病不起。按理说，习仲勋应该平反、恢复名誉了。可是，习仲勋专案组负责人以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是针对习仲勋的为理由，没有复查习仲勋的问题。

　　1975年初，毛泽东获悉习仲勋的处境，便明确地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1975年春，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下令解除对习仲勋的监护。

　　1975年夏季，在延安地区延川县担任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习仲勋原来所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为习近平开了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习近平得以在1975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领导中央专案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并不知道毛主席的指示：“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没有为习仲勋平反。因此，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远在洛阳的习仲勋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万分悲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习仲勋复出后，曾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在工作中习仲勋总是讲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讲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而《毛泽东著作》一直是习仲勋爱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