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离宋教仁先生不幸遭枪后医救无效而离开人世105年了，当时宋教仁年仅31岁，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中国历史上献身共和运动的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如果不被过早暗杀的话，也许跟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那样，将引领中国的政治文明跻身世界前列。那么，在当今中国的功底和软实力上，很有可能跟美国相媲美了。

　　中国由于漫长的封建历史，民众思维中的皇权意识深根蒂固。在普遍愚昧的国情下，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史无前例地提出了民主共和的治国理念，并在具体操作上着手规划，实属国幸，千载难逢。无奈机会给予中国大陆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此后再也没有民主潜质的领袖人物主导政治舞台。宋教仁先生的英年早逝，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对于今天来讲，已属古老话题的共和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朴素的字面理解，就是国家在管理上要实行让大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社会存在和交往中和谐相处的制度。而社会矛盾总是存在，要减少和协调矛盾，就需正义、公平、公正。阶级斗争、等级差别、特权利益、权力垄断的政治意识与“共和”精神背道而驰，要努力实行美国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也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

　　在社会公平上，最大的问题是普通民众的权利与各级机关的权力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重量级差，犹如人与机器，权利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尽管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公权力组织管理社会，但公权力具有自私独裁的天然属性，容易像老虎一样伤人，像汽车一样撞人，属于公平问题上的最大障碍。如何克制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副作用、反作用，约束权力的为所欲为，防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永恒课题。

　　中国社会由于人们很难普遍形成真正的现代民主意识，全社会缺乏监督公权力的习惯和风气，要实行真正的共和，不能单纯指望自下而上的民众努力。也不应通过路线斗争和反抗战争来实现，否则，永远陷于兴衰交替的封建史中。所以，对统治者来讲，是否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像台湾一样主动实现权力竞争制，让权于民，是区别政治家和政客的标志。如果权力分散、竞争了，就会善待权利，人们的民主意识自然会形成和迸发出来，形成权力和权利的相对平衡和良性互动。

　　权力竞争制是否客观公正，日常运行是否健康，就应让有职无权者来裁判和监督，正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庐山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样。相对来讲，司法独立于政权是裁判公正的基础，从而谈得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言论自由，彻底废除封建余孽“文字狱”，媒体独立，公权力不得控制社会舆论，鼓励民众批判体制缺陷和国家机关。以司法作为协调权力，以新闻媒体监督曝光权力运行，无权斡旋有权，相生相克，就像太极互化一样。

　　“共和”和“共产”，两者都有一个“共”字，表面看似乎应有相通之处。但是，“宋教仁一方面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同时更力言中国绝不能引用共产主义，且明白指出中国如实行共产主义之种种不幸恶果”（见百度词条“宋教仁”中的“人物评价”）。宋教仁被谋杀于1913年，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如今，以前苏联为首的意识形态国家纷纷土崩瓦解，残存的几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见，宋教仁在全世界没有共产运动实践之前就预见到了后果，可见他当时对世界各种政治学说和体制进行了极其深透的研究分析，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共产”一词，简单理解，即共同生产、共有财产。如果没有和谐包含之中，强扭的瓜不甜，即使是父母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得不分离。前苏联为首的国家实践已经证明，由于共产过程中强调组织统一，权力主导一切，忽视个人特殊性，大家创造的公有财产没有具体量化分配到个人，没有切实赋予每个人对公共财产切实有效的监督保护权利，导致社会资源被各级权力阶层挟持占有，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广大民众在公共财产所有权中的份额被架空，公有制变成了空有制，两极分化和社会浪费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直至无法收拾。看来，人类社会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的机制，不是集中统一问题。尽管中国大陆至今未能摆脱前苏联模式的阴魂萦绕，但我们不能讳疾忌医，应向台湾蒋经国那样，责无旁贷地将孙中山、宋教仁等共和先辈的美好愿望实现了。

　　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决定于权力运行机制。民主开放终将文明发达，独裁专权必然愚昧落后。当今追求共和，是为了使祖国强大起来，推翻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四座大山，全民享受免费的医疗、教育和必须的社会保障，减轻民众在住房、养老上的负担，免受雾霾空气、污染水流、毒副食品的危害，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打破权力阶层固化，人人在制度上有相同的起跑线、平等的上升通道和空间。要实行官员收入财产向社会公开制度，赋予老百姓真正而不是虚拟的选票，防范公权私用，把权力纳入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笼网。

　　在清末人们普遍愚昧和反动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努力的共和革命，惊天地泣鬼神。虽然共和革命没有最后成功，却如黑暗中的启明星，在中国出现了曙光，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共和论进步。强盗土匪讲究“胜者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败则更败，胜的最终也自取灭亡，对社会来讲只有破坏而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相对后来的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等权力争斗，共和革命是为了使中国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基因，实现向西方先进政治的突变，是首次由民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的崭新运动。近代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换取文明自由的思想和公平竞争的人生。如果革命后还是停留在等级差别之中，停留在集权继承之中，停留在封建思维之中，那么就前功尽弃，就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无异，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革命了。共和革命，在中国开始了区别封建史的民主启蒙，向着一贯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专制意识发起了强烈的挑战，首倡了一个政治竞争（而非宫廷政变和起义战争）的新模式，万古长青。

　　虽然105年过去了，但在追寻共和的路上，雄关漫道真如铁，封建劣根性始终泛滥和流行，以假冒伪劣的共和面目不断出现。大陆在共和和封建的较量中，始终徘徊不前，真正的共和来临，还需要多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