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8日，澎湃号发表秦川/微信公号的《人民网评物业监控业主：花钱请物业，不是让物业来对付业主的》一文，感慨万千地开篇道：“不敢想象，关于我的日常举动都有记录，太恐怖了。”

该文称，据报道成都高新区某商住一体公寓楼的业主反映，从2021年3月开始，他被小区某物业经理作为“重点监控对象”进行盯梢，物业人员甚至会在微信群直播他的行踪。另一女性业主也称自己有类似遭遇，担惊受怕的她不敢再住这个小区。

该文称，监控业主的一举一动，并直播业主的监控信息；24小时监控，持续时间长达1年多；“特别关注”女业主，通过监控拍下其视频、照片，并发在工作群里，供人审视……如此种种，无不让人惊愕。

该文怒责道：“在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提速、纵深推进的今天，竟有物业公司如此乱来，如此无法无天，如此性质恶劣，让人难以置信。”

笔者认为，任性和任意地对他人实施跟踪、监控的行为，实属违法。

今天，恰巧成都的律师朋友给笔者发来微信，是转发的“一个人de思想史”撰写的普法文章《谁有限制你人身的权力？街道、居委会还是物管？》，笔者特意转发于下，并诚望对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能够产生积极的宣传普法效果，一切言行必须依法。

谁有限制你人身的权力？街道、居委会还是物管？

作者：秦川/微信公号“人民网评” 

封控期间，很多平时隐形在生活中的机构，开始扮演居民生活中的关键角色，凸显出来。认识这些机构的性质、作用、联系，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

一、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是我国乡级行政区街道的管理机构。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关。街道与乡和镇等同属乡级行政区。乡、镇、街道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

二、居委会（社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街道（镇、乡）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没有行政级别，社区工作人员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也不是事业编制。社区工作人员的主体是社区干部，一般在8到20人之间，由街道组织招聘，工资由街道财政负责支付。居委会（社区）主要领导由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居委会不是行政单位，居委会主任、书记，均不是公务员，没有行政级别，不是政府官员。

三、业委会

业主委员会是指，业主共同决定成立，选举出业主代表，受业主委托，代表业主利益，执行业主大会决定，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要求，并监督和协助物业的机构。业委会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业主委员会的职能，集中在物业，也就是房子上，处理的是关于房子的公共事务。打个比方，业委会可以管理电梯的维修，但无法处理业主在电梯内部的行为，比如破坏电梯，那只能报警处理。

业主委员会委员，不是一个职业，没有工资，但考虑到业主委员会委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一些费用如通讯费等，因此可以或者补贴。没有工资、没有上级，就意味着在做出不正当的决定，只要决定不违法，就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

业委会有一些权力空间，比如管理小区公共区域的经营收入，维修经费等等。委员也是人，和居委会搞好关系，也会有好处。所以，他们会替居委会出一些居委会不方便出的文件（其实没资格叫文件），盖一些不方便盖的章。

四、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指按照法定程序成立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经营物业管理业务的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与业主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它接受业主的委托，依照法律法规或合同的约定，管理物业，并获得相应报酬。说白了，物业是业主请来的公司，管房子、并替业主服务的。只要大多数居民形成共识，换物业是合理合法，而且无法阻拦的。物业公司的客户是业委会。业委会与物业的关系非常多变。有些依法依规合作，有些相互勾结，有些则关系紧张。但业委会毕竟是客户，总体来说，物业愿意帮业委会的忙。 所以，很多文件，就成了物业来出，盖个鲜红的章。

但物业是没有任何权力限制业主的。你开一家公司，请了个阿姨给公司煮饭、做清洁，某一天，阿姨给你出个红头文件，盖一个章，不准你出差，这是不是咄咄怪事？假如你是个嫌疑犯，阿姨可以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监视你，但阿姨是没有权力给你出个文件的。 其实，物业也很吃亏。本来是拿钱干活，现在活突然增加了很多，但钱大概率是不会增加的。因为业主不会出，政府不出，物业就白干活。权力或许就是“白干”的报酬。物业成了公安局，保安成了警察，比警察更狠的警察。已经看了很多案例，物业、保安不让出门，居民打了110，警察来了，调解后，保安才让出门。 五、志愿者通常封城的时候，都要求公务员向居委会报道，这里面就卧虎藏龙了。志愿者很辛苦，值得尊重，但同样的，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六、关于小区的禁止性规定 居委会其实是没有资格出具限制性文件的，考虑到现实，接受居委会的文件，但无论如何，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是没有这个资格出具限制性的文件的。

层层加码背后是层层不负责，做一个决定，有时候决定并无法律依据，害怕这个决定背后的责任，就推给下一级，这样一级又一级，居委会到业委会，业委会再推给物业，甚至推给志愿者，最后，具体出规则的，就是业委会、物业、志愿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说，根据领导指示，但又拿不出文件。

但是，这些层级，是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的，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比如，居民生病了，保安拦着不让出，保安的根据是领导（业委会、物业）出具的文件，最后病人死了，业委会的责任也很小。因为它不能强制，只是出了一个它本来没有资格出具的文件，谁叫你听他的呢？ 打个比方，一个警察对你说，不准走，你就站在那里，饿死了。这个警察显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不正当的实施了国家赋予的强制权。但一个路人，对你说，不准走，对你也没任何强制，你也站在那里，饿死了。路人有责任，但显然，责任小很多，你自己要听一个不具备资格的人的命令，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下命令的路人，没办法担责，他本来无职无权，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而已。

而且，即便有责，也没办法追责。业委会的成员，打个比方，都是个体户，难道能叫工商把他执照取消了吗？具体执行者保安，能负什么责任呢？渎职罪？这得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行。最后物业公司会赔偿，但保安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他也没钱。 所以，业委会、物业、志愿者，是责权不对等的。责权不对等的禁止性规定，就会是层层加码，不顾后果的。所以，唯一能承担责任，政策水平高的，是居委会。居民遇事，最好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居委会要文件。

理顺了这些关系，在处理封控期间的相关事宜中，居民心中能更有底，居民知道常识了，物业、业委会、居委会的行为会更有分寸。我们是人，人不能只关心食物，目光要长远一些，要看到食物背后的机制。人处在社会中，关心公共事务及其背后的法治、权利与义务，物资就不会是问题。正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