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缩读该报道的答案，就是“居民对做核酸有疑问和抵触”。

记者报道再自问自答道：“如何保障安全的环境，引导居民科学有序地进行检测？楼内志愿者迅速成立了一支20人的抗疫突击队，落实好楼内消杀工作，有序叫号下楼，主动承包居民的垃圾清运和快递分发。渐渐地，楼内参加核酸检测的人数从150多人跃升到420多人。”

读至此，笔者并非“抵触”地在该文评论栏里留言——此文的主题，是在为频繁地做核酸辩护甚至开路，但又无法否认在做核酸时因群集也有被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便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反复提到“每天每个楼层都有‘喷洒消毒’消杀”，令人疑惑：如果消毒液都能杀死新冠病毒，那么又何必频繁做核酸呢？这是一对难解的矛盾！

言罢，继续借题发挥，试图用以消融郁接于心中的块垒。

有人豪言定义：中国的防疫政策，坚持“生命至上”原则。 在“人权”成为普世价值并大行其道的今天，纵观全世界，真正符合人权、人道主义的，“唯有中国做得最好”。

另有人把捷克斯洛伐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搬出来，用书中内容强调：“如果我们真的全面放开，不顾及2亿多老人的处境，这背后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 这份重量，不是用数学题算出来的。 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良知。”

笔者年满76岁，应该也当得起“老人”这个充满时代荣誉感的称号；也有资格，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检验“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良知”。

也就是说在两年多的疫情期间，笔者始终坚持出门戴口罩、不群集的自我防疫方式，更未经历过“反复做核酸”折腾，而今却并未感到病毒对我的施压，遑论“承受之重”。

其主要原因，或是笔者没有资格生活在繁华拥挤、喧嚣噪杂的大上海，而是身在崇州秀丽山水间的一只闲云野鹤，亦是天然大氧吧里的一布衣老叟。如此，何惧新冠病毒哉？

的确，身处疫情中的上海老人，往往比年轻人活得更艰难，却也更容易被忽视。有鉴于此，便有人将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归咎于“许多老人拒绝下楼，接受反复做核酸”。看来魔都真是着了魔，居然把老人当作替罪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据说许多上海老人，原本生活在无比平静、安宁的环境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无非就是买菜、做饭、养花，再就是和邻居聊天……可是，当疫情来袭，他们寓居的小区被封控了，他们也就成了彷徨无助的“孤岛”。

是啊，想想也是：他们也曾经朝气蓬勃地年轻过，也曾经是家庭的脊梁，也曾是时代的宠儿甚至骄子。可在当他们老了之时，不料却会面临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窘迫。

当代著名作家王朔在他的《致女儿书》一文里说：“小时候是怕父母，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为什么会“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呢？难道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早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头，却又始终不敢轻发一言？ 抑或是，他们没有了发声的空间，也没有了发声的勇气，只剩下忍气吞声，唯唯诺诺？

如果他们确如王朔所言，是始终不敢轻发一言的老人，但76岁的笔者却自认为决非是只能“唯唯诺诺”的老人；相反，笔者勇于替忍气吞声的同代老人们，喷发其不平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