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15日）晨起，笔者读罢张楠发表在澎湃新闻上的《 往事｜好好题诗咏玉钩——张大千画笺里的故事》一文，顿时钩起了笔者自身的一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文革往事”。

母亲在“文革”初期，告诉笔者有关张大千的“画事”，也如该文所述一样，即民国时期很多文人画家都会自己绘制笺纸，并到南纸店定制画笺。文人画笺在此时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峰，并风靡一时。画家张大千也参与画笺的制作，流传于世的笺纸以花鸟、人物、山水为主。

遥想当年——1966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母亲慌慌张张地把我家常年换挂在床楣上的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绫子（一种极薄的蚕丝织品）横幅床帘取下，并从衣橱里取出一大布包同样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绫子；还有几把画有山水、花鸟虫鱼国画的缎子团扇，以及若干女人珠宝首饰，叫我悄悄去到河边，往布包里塞石头，将大布包沉入深水中，并叮嘱我千万别让人看见。

所谓“团扇”，就是电视剧《红楼梦》里宝钗、黛玉等女人手中的那种夏天用的扇子。笔者小时候，经常在盛夏时节把家中的团扇拿在手中扇凉风。记得那几把缎面团扇上画有美女像；扇架及扇柄好像是用象骨类材料做的，漂亮极了。

“为什么要把这样好看的东西沉到河里去？”当年已满20周岁的笔者迷惘且也紧张地问母亲。

母亲也悄声并紧张地对我说：“今天上午我去侯家串门，正好碰上红卫兵在侯家抄家，把侯太太弄来站起批斗，并将侯家的（我家这类）值钱东西抄走了。现我家，不可再存留这种惹祸的东西！”

所谓“侯家”，即“自贡大盐商‘新四大家族——余、罗、侯、张’之一”；我家属“自贡大盐商‘老四大家族——王、李、胡、颜’之一”。“自贡大盐商‘ 老四大家族 ’，发迹于元朝，衰败于清末民初；“自贡大盐商‘新四大家族’则兴于清末民初。

其中的“侯家”，因大盐商侯策民的长子与笔者的父亲，当年曾同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且都是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

父亲生前，曾亲口讲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给我听。他讲述道，1937年日本军队在上海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一天他已收拾好行李箱，正准备与侯策民的长子等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带领下奔赴延安。

孰料，此时在上海读女子师范大学的父亲的姐姐（笔者的姑妈）闻讯赶到，坚决阻止我的父亲奔赴延安，硬是生拉活扯地将我父亲带回了家乡自贡市，困居在自流井光大街上牌坊家中随腐而朽。

1949年底自贡解放，其时实行“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因其长子已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因此大盐商侯策民出任自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尽管如此，文革初期侯副市长家仍遭抄家和批斗。

话归本题。

父母亲生前还对我讲述过，说大画家张大千与我的祖父李尧先交往甚笃。因年轻时的张大千居住在与自贡连壤的老家内江，多次乘坐木船从沱江溯流而上自贡的釜溪河，来到笔者出生地自流井光大街上牌坊家中，与我的祖父“文交”。而且每次来时，张大千都会作国画于我家准备好的绫子床帘和团扇之上，作为客人馈赠主人的礼物。

天知道，张大千赠我祖父的绫子床帘和团扇国画作品，竟被“文革”时犹如惊弓之鸟的笔者的母亲给全毁了，而且是由少不更事的笔者亲手所毁于“文革初期”，岂不就愈加地显得荒谬极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