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的原题为《随笔：120年后仍坚信“刘君未死！” 》，原创于2018年11月底，分别发表在“强国论坛”、“博客中国”等10余个自媒体平台。今天，笔者因身体出了些状况，不思创作，只得将此文稍做修正并改换标题发表，旨在避免天天关注着我的网友和粉丝们误会我失联了。特此说明。）

有关“戊戌变法双甲子”的这个话题，在史学界展开热烈讨论，各类文章颇多。笔者在读过中纪委推荐的《历史的教训》一书后，也于2018年2月28日发表《戊戌年发生过的大事》一文，参与讨论。不料，在2018戊戌年快到年末之际，此话题在自媒体上再度热络起来。

由于维新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 戊戌六君子之一 ”的刘光第（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人）是笔者的自贡同乡人，所以今天有必要撰写此文，旨在纪念生逢1898年（旧历戊戌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大事件的这位故人。

百度图片：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又名“戊戌维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等多个不同的称谓。但若要谈论戊戌变法，那么就不能不提及“公车上书”。因“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故其又称“戊戌变法的序幕”。

关于“公车上书”在《辞海》里的解释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正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笔者注：对“公车上书”之称，在史学界至今存疑）。”

查阅最新资料得知，有关“戊戌变法双甲子”这个话题的最新文章，应是2018年11月16日“残疾人联合信息网”所发表的《 戊戌变法双甲子暨革新开放四十周年岁 》一文。笔者虽认同该文的“二零一八年是戊戌变法双甲子周年，又是革新开放四十周年，适逢这两大周年是应该有所纪念”这一主题思想，但对全文表达的某些观点却表示不能“照单”收下，谨用“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不予置评。

正如有朋友寄语所称的那样，笔者亦有“流光易逝，日月如梭”之类慨叹。的确，2018年这个戊戌变法双甲子之年将转瞬即逝，但在回顾发生于1898年（旧历戊戌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时，笔者还是感到有许多芜思杂感，正在心的深处涌动起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戊戌六君子”之首谭嗣同先生留下的豪放派诗作《绝命诗》，相信它仍然在激励着时逢2018戊戌变法双甲子之年中，那千百万力倡改革开放的朝野间志士仁人。

史载，201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一度劝说谭嗣同随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馆暂避风头，但谭并未接受。在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嗣同去日本避难，谭仍不听。他答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终于没有出逃。殉难之前他在刑场上对围观的民众朗声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这“死得其所”四个字，从1898年9月以来，在神州大地如春雷般轰鸣不停。

反观今日，国人之中某些有头有脸人物，一旦觉察改革开放阻力甚大并将危及自身之时，便或当“墙头草”，两边倒；或作“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壁上观姿态的“吃瓜群众”；或有条件者投奔国外，苟安一时见风使舵。平时这些同胞常自翊为“ 爱国者 ”，可是在他们之中，有谁又具备谭嗣同那种义薄云天伟丈夫、真英雄气概的一丁点儿血性呢？

话题回到纪念刘光第。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于此，便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史载，那是在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 保国会 ”，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遂下诏“明定国是”，并钦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

当年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 器识宏远，廉正有为 ”，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 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 ”的变法主张。由于对论详直，甚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笔者认为，之所以自贡人多有敢谏言者，或因以刘光第为榜样有关系。比如，1989年前后那位敢讲实话的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笔者的远房亲戚（自贡“胡慎怡堂”）的胡绩伟便是姣姣者。

光绪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

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依笔者之浅见，之所以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困难重重，若究其原因，或与维新变法之难，何尝没有几许相似之处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最终因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致使朝廷内部斗争加剧。

此时的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局势，深切地感受到了“亲贵握权，母后掣肘”的严重性。所以才会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而欲摆脱“ 当关老虎 ”，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希望洁身自好。

这种心态，反映在刘光第写给弟弟的信中尤为明显。他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 炭别 ”之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

另外他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唯有他不往。可见此时的刘光第已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但苦于无钱，并寄望于“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的一丝希望，即认为变法尚有成功的可能，自己或会再次受到信任。因此，他才说道：“急切不忍去耳。”

可是，刘光第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很多“ 叛逆 ”罪状，上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

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边写上“ 臣光第亦请先坐罪 ”。后来，梁启超曾说：“裴村（刘光第）以死相救。呜呼，真乃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

三天之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入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便着慌了。

但刘光第的生命还是终于走到了尽头。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在未加审讯的情况下，慈禧下令行处斩。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

在去刑场的路上，刘光第叹息道：“吾属死，正气尽！”在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却挺立不从，后人赞曰“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而且他的头虽被砍了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有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而且京城的吊唁者则更多。人们都说：“刘君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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