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泽东。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泽东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泽东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泽东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泽东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泽东,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泽东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泽东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泽东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泽东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泽东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泽东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泽东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泽东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泽东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泽东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