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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医疗的精神谁赋予？2018-08-05 09:17:57
关敏：医院的慈善灵魂谁赋予？
公元33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到1990年人类的平均寿命达到了62岁。这主要归因于医学和医院的进步，而医学和医院的精神灵魂就是由基督教赋予的！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今天的世界，唯有中国医院把医疗当成最发财的买卖，就是因为中国医院失去了原有的慈善灵魂。医院的慈善灵魂就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精神——救死扶伤、博爱生命。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博爱的象征！
基督教徒把医学视为行善，促进了医院和护理的产生。尤其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离不开传教士们的奉献。中国49之前，70%医院和90%学校（大中小学），都是基督教所建。今天影响最大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就是美国基督徒企业家洛克菲勒发起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部。北京协和医院就是其所建。
一，耶稣使医院充满了救死扶伤的博爱
基督教在医疗的领域上贡献卓越。首先，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就是健康的。第二，基督教在医院的发展史上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史学家认为医院的创设本质上就是彰显基督教精神。耶稣的榜样和教导激发了许多牧师、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无数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医疗协助；西方世界的医药往往经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简而言之，如果没有耶稣，医学不可能如此广传，更不可能如此充满怜恤的救死扶伤。
在受到基督的影响之前，有些文化下的人们会把病患安排在零星的简陋地点，例如罗马兵丁会被送到军队中的专属医院，而古希腊人却只能把病患送到医药之神亚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儿不但迷信充斥，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还蹂躏病患。例如，罗马自我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普劳图斯 (Plautus)说：“当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就会像匹狼一样地凶猛。”人们惧怕死亡，对病患毫不关心，往往把他们赶出家门，任他们自己去面对命运。
福音书描述：耶稣基督到处医治患者；祂按手在人们身上，他们就得医治。祂甚至“遥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话语，在另外一处的人就得了医治 (参太8章 5～13节)。祂触摸瞎子的眼睛和聋子的耳朵，接着世界各地出现了医院；而在基督诞生之前，是没有医院存在的。祂按手在人们根本不敢接近的麻疯病人身上；也因此麻疯病院随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纷纷设立。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医院有了转型；耶稣基督的爱和榜样使人们对病患有了新的照料态度。
远古时代，犹太人在卫生条例和习惯方面远比外邦人进步；神借着律法的敬拜仪式启示祂的百姓许多有关健康的原则。在《医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作者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指出，中古世纪欧洲人面对麻疯病的威胁时，教会运用希伯来经文中所教导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麻风病人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被厌弃的群体。但是，191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宣教士，他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立医院。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特蕾莎修女（1910.8.26-1997.9.5)1950年成立“博爱传教修女会”，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最穷”的人（poorest of the poor）服务。她说：“我亲爱的病人，当我从你身上看到基督，你对我是加倍的珍贵。对我来说，能够照顾你，是多么大的荣幸。”她在世界各地开办麻疯病收容诊疗中心、艾滋病收容所、“垂死者之家”、救济中心等机构，数目将近一千个。在特蕾莎创立的“垂死者之家”里，被服务的人都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服务人员都是义务劳动者，称义工；绝大多数的义工来自欧洲，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义工，没有大陆中国人；有的义工是学生，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银行家；甚至美国加州州长也在此服务过一个月，他和大家一样服务病人，做各种杂事。特蕾莎最大的贡献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们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
19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她亲自走进战区去营救战火中的妇女和儿童，双方一听说特蕾莎修女在战区里面，都立刻停火，她把一些可怜的女人和小孩儿带走后，双方才又打起来了。联合国调停好几次，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她进去以后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伟大的特蕾莎在战区里享有崇高的威信。
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面对伟大
因为良心要承受巨大的煎熬
如果你准备好了
那就以真诚面对修女特蕾莎
她的伟大源自于穿越时空的感动
她的力量源自于包容善恶的博爱
当特蕾莎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时
当修女亲吻爱滋病患者的脸庞时
全世界都看到了划过苦难的一道阳光
正是这阳光给了人们
度过茫茫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二，早期基督教医院及其免费传统
基督教问世后的头三个世纪里，基督徒常遭受残酷的迫害，基督徒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发现病人时就地照料，很多时候也把他们带入自己家里。公元313年《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无数的医院，有时候甚至在“偏远危险”的地区盖医院以提供庇护。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基督教会第一次主教特别会议规定，主教要在每一座有教堂的城市建造一个收容所即医院。
第一座医院是圣巴西尔于369年在卡帕多西亚建立的。富有的基督徒妇人法比奥拉(Fabiola)于公元400年时于罗马盖了第一家西方的医院。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医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馆”，由圣兰德理(St. Landry)建于公元600年。史诺克说：“即使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间早期的法国医院仍可以称之为医疗中心，因为它对于照顾病患的诸多设备与机能都一应俱全。”
早期的基督徒和其它宗教信徒一样，不允许尸体被人分割。这使得医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停滞了几世纪之久，一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改变。
早期的许多医院几乎不能治病，只能算是“接待所”。许多早期的医院不只是照顾病患，还收容贫穷人。艾斯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考古历史学系的教授科林琼斯(Colin Jones)说：“从极度资源匮乏的情形来大胆推测，在1450 或 1500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里有医疗人员。”法国的芮契雷(Richelet)的1680年的字典给“医院”的定义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提供无法谋生的穷困者居住之处，并特别给予救济。”
在中世纪时，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责任。施舍的慈善行为完全是因为人们把基督和穷人划上等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股反教会的力量，使得医院体系崩溃，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医院停止了运作。
在美国，第一批的医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宾州医院是第一家医院，1751年建于费城，贵格会信徒贡献最大；在这之前有救济院，由基督徒首创，专门收容穷人和病患。
19世纪以前，医院都是只有穷人在使用，并非是人人会去的地方；有谋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则在家申请人照顾。草创的医院不管其设立的动机如何美善，里面总是脏乱不堪。
到了19世纪，基督徒科学家巴斯德(1822-1895)在细菌学研究大有斩获，并研发出多种致命疾病的疫苗，包括狂犬病、白喉等；巴斯德反对达尔文主义。由于他的周全的实验以及合逻辑的剖析，使大部份科学家放弃“生命自然生成”的观点，以及以此观点为基础的医治方法。而另一位基督徒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杀菌外科手术。于是，医院变得比较安全，才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不管最早的医院有多简陋，至少它是当今医院的雏型。从中我们知道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医院。
三，中国基督教医院及其免费治疗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的新教传教士。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1804～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在民间传教中，了解到大多妇女在分娩不幸而亡，主要用两根竹签将脐带割断，草木灰止血，很多没有经过消毒，卫生条件极差，而后回国募捐资金，来中国建立了第一所西式医院，常免费为贫困百姓治病。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1949年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因此，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
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山西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
1906年，一个叫胡美（Edward Hicks Hume）的耶鲁高材生，穿着白大褂傻乎乎的来到湖南长沙，开启了一个叫雅礼的医院。当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他是在为自己送终。
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看病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因为，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院”的前身，他们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中国，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
到1937年止，美英在华设立的基督教教会医院共计300多所，病床21000多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多处。 1948年中国的10大医院有9家是由教会发起建立的；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已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
四，南丁格尔的护士宣言
当基督徒建立起医院时，有必要使病人得到护理。在早期基督教医院里的护士通常都是由寡妇、女执事和未婚女性担当。中世纪时，修士、修女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护理工作。12世纪时，圣约翰医院骑士团这个十字军团的军事组织，在耶路撒冷招募女性担任护士，照看麻风病人。13世纪时，出现奥古斯丁修女会，这是最早的姊妹护理会。
1837年，现代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感到了上帝的召唤，要她完成爱的使命。1844年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两人一见钟情。理查德为她写了无数的信，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在他求婚时，她却拒绝了他。她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她认为：“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朱德夫人康克清说：林巧稚（1901-1983）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的贫富贵贱，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是看病，不是看人。当年协和医院给林巧稚的聘书这样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林巧稚接下了这张的聘书，一生没有结婚，却亲自接生了50000多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
1854年，南丁格尔来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在这里护理那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伤的英国士兵。她安慰他们，替他们写家书；她常常写信告诉战士的母亲，说他们的儿子是紧握着她的手死去的。和早期那些护理病人与垂危之人的基督徒一样，她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当她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各种致命的传染病之中时，她身上所折射的正是耶稣基督怜悯的光辉。战争结束时，人们甚至将南丁格尔描绘为手执油灯与柳叶刀的不列颠尼亚女神。
1855年11月29日，伦敦社会名流共同发起成立南丁格尔基金会。英国人将她看做新的圣女贞德。一经呼吁，国人捐款源源不断，单是在克里米亚的军人，一天中就捐助了九千英镑。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捐了一幅威灵顿公爵的画像，她为表示个人对南丁格尔的嘉许与感谢，特地送给南丁格尔一个金质钻石胸针，胸针上镌刻着《圣经》里的名言：怜恤他人的人有福了！
1859年她出版了《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这本书对欧陆和美国改善医院卫生环境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1860年她在伦敦圣汤姆斯医院开办南丁格尔护理训练学校，这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1901年，她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1907年，英王颁发命令，授予南丁格尔功绩勋章。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以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英国10英镑纸币上印有她的半身像。
南丁格尔制定的护士行业誓词：
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之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注意：南丁格尔誓词是我国护士人人都必须背诵的，这就证明了神的存在。南丁格尔对自己的虔信仰总括地说：“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
五．红十字会彰显了上帝的博爱
在战场上，由于没有爱，古代东方对待战俘是食肉寝皮（如黄帝吃蚩尤）。古代西方是把俘虏卖为奴隶，中世纪的欧洲以俘虏来获取赎金。
瑞士银行家吉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1828-1910年）在1850年代协助成立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YMCA)，竭力传播博爱价值观。1859年6月，31岁的吉恩.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弗利诺，看到全城各处挤满了4万多伤患和垂死的士兵。这位年轻的基督徒立刻中止行程，留在当地号召居民，组织紧急救护小组不带歧视地提供援助，不分国籍的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好几个星期，他衣不解带地做义工，照料安顿在教堂里的伤者。他知道如果有最基本的事先准备，那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他把自己的感人经验记录下来，在1862年出版成书，名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Memory of Solferino)。在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经验中明白神的呼召(乃是要他协助防止这些无谓的死亡)。他建议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并召开国际会议，制定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的国际公约。
人们对《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也因此刺激了红十字会的诞生。1863年2月9日，杜南组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志，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白底红十字旗帜和臂章。
1864年8月2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16国家中有12个接受并且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第一公约号召在战争期间对伤病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保证伤兵、医疗服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没有敌人意识，把伤兵都当着亲人对待，这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爱你敌人”的博爱精神就没有红十字会这一制度的诞生。
1876年，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接受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理念，把基督教的象征改成红色的新月。这样，红色新月不仅仅源于红十字，而且也表明“穆斯林不经意地承认了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人道主义运动背后的推动力——耶稣基督”。
关敏：医院的慈善灵魂谁赋予？
公元33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到1990年人类的平均寿命达到了62岁。这主要归因于医学和医院的进步，而医学和医院的精神灵魂就是由基督教赋予的！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今天的世界，唯有中国医院把医疗当成最发财的买卖，就是因为中国医院失去了原有的慈善灵魂。医院的慈善灵魂就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精神——救死扶伤、博爱生命。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博爱的象征！
基督教徒把医学视为行善，促进了医院和护理的产生。尤其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离不开传教士们的奉献。中国49之前，70%医院和90%学校（大中小学），都是基督教所建。今天影响最大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就是美国基督徒企业家洛克菲勒发起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部。北京协和医院就是其所建。
一，耶稣使医院充满了救死扶伤的博爱
基督教在医疗的领域上贡献卓越。首先，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就是健康的。第二，基督教在医院的发展史上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史学家认为医院的创设本质上就是彰显基督教精神。耶稣的榜样和教导激发了许多牧师、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无数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医疗协助；西方世界的医药往往经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简而言之，如果没有耶稣，医学不可能如此广传，更不可能如此充满怜恤的救死扶伤。
在受到基督的影响之前，有些文化下的人们会把病患安排在零星的简陋地点，例如罗马兵丁会被送到军队中的专属医院，而古希腊人却只能把病患送到医药之神亚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儿不但迷信充斥，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还蹂躏病患。例如，罗马自我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普劳图斯 (Plautus)说：“当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就会像匹狼一样地凶猛。”人们惧怕死亡，对病患毫不关心，往往把他们赶出家门，任他们自己去面对命运。
福音书描述：耶稣基督到处医治患者；祂按手在人们身上，他们就得医治。祂甚至“遥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话语，在另外一处的人就得了医治 (参太8章 5～13节)。祂触摸瞎子的眼睛和聋子的耳朵，接着世界各地出现了医院；而在基督诞生之前，是没有医院存在的。祂按手在人们根本不敢接近的麻疯病人身上；也因此麻疯病院随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纷纷设立。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医院有了转型；耶稣基督的爱和榜样使人们对病患有了新的照料态度。
远古时代，犹太人在卫生条例和习惯方面远比外邦人进步；神借着律法的敬拜仪式启示祂的百姓许多有关健康的原则。在《医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作者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指出，中古世纪欧洲人面对麻疯病的威胁时，教会运用希伯来经文中所教导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麻风病人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被厌弃的群体。但是，191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宣教士，他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立医院。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特蕾莎修女（1910.8.26-1997.9.5)1950年成立“博爱传教修女会”，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最穷”的人（poorest of the poor）服务。她说：“我亲爱的病人，当我从你身上看到基督，你对我是加倍的珍贵。对我来说，能够照顾你，是多么大的荣幸。”她在世界各地开办麻疯病收容诊疗中心、艾滋病收容所、“垂死者之家”、救济中心等机构，数目将近一千个。在特蕾莎创立的“垂死者之家”里，被服务的人都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服务人员都是义务劳动者，称义工；绝大多数的义工来自欧洲，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义工，没有大陆中国人；有的义工是学生，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银行家；甚至美国加州州长也在此服务过一个月，他和大家一样服务病人，做各种杂事。特蕾莎最大的贡献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们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
19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她亲自走进战区去营救战火中的妇女和儿童，双方一听说特蕾莎修女在战区里面，都立刻停火，她把一些可怜的女人和小孩儿带走后，双方才又打起来了。联合国调停好几次，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她进去以后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伟大的特蕾莎在战区里享有崇高的威信。
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面对伟大
因为良心要承受巨大的煎熬
如果你准备好了
那就以真诚面对修女特蕾莎
她的伟大源自于穿越时空的感动
她的力量源自于包容善恶的博爱
当特蕾莎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时
当修女亲吻爱滋病患者的脸庞时
全世界都看到了划过苦难的一道阳光
正是这阳光给了人们
度过茫茫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二，早期基督教医院及其免费传统
基督教问世后的头三个世纪里，基督徒常遭受残酷的迫害，基督徒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发现病人时就地照料，很多时候也把他们带入自己家里。公元313年《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无数的医院，有时候甚至在“偏远危险”的地区盖医院以提供庇护。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基督教会第一次主教特别会议规定，主教要在每一座有教堂的城市建造一个收容所即医院。
第一座医院是圣巴西尔于369年在卡帕多西亚建立的。富有的基督徒妇人法比奥拉(Fabiola)于公元400年时于罗马盖了第一家西方的医院。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医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馆”，由圣兰德理(St. Landry)建于公元600年。史诺克说：“即使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间早期的法国医院仍可以称之为医疗中心，因为它对于照顾病患的诸多设备与机能都一应俱全。”
早期的基督徒和其它宗教信徒一样，不允许尸体被人分割。这使得医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停滞了几世纪之久，一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改变。
早期的许多医院几乎不能治病，只能算是“接待所”。许多早期的医院不只是照顾病患，还收容贫穷人。艾斯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考古历史学系的教授科林琼斯(Colin Jones)说：“从极度资源匮乏的情形来大胆推测，在1450 或 1500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里有医疗人员。”法国的芮契雷(Richelet)的1680年的字典给“医院”的定义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提供无法谋生的穷困者居住之处，并特别给予救济。”
在中世纪时，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责任。施舍的慈善行为完全是因为人们把基督和穷人划上等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股反教会的力量，使得医院体系崩溃，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医院停止了运作。
在美国，第一批的医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宾州医院是第一家医院，1751年建于费城，贵格会信徒贡献最大；在这之前有救济院，由基督徒首创，专门收容穷人和病患。
19世纪以前，医院都是只有穷人在使用，并非是人人会去的地方；有谋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则在家申请人照顾。草创的医院不管其设立的动机如何美善，里面总是脏乱不堪。
到了19世纪，基督徒科学家巴斯德(1822-1895)在细菌学研究大有斩获，并研发出多种致命疾病的疫苗，包括狂犬病、白喉等；巴斯德反对达尔文主义。由于他的周全的实验以及合逻辑的剖析，使大部份科学家放弃“生命自然生成”的观点，以及以此观点为基础的医治方法。而另一位基督徒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杀菌外科手术。于是，医院变得比较安全，才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不管最早的医院有多简陋，至少它是当今医院的雏型。从中我们知道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医院。
三，中国基督教医院及其免费治疗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的新教传教士。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1804～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在民间传教中，了解到大多妇女在分娩不幸而亡，主要用两根竹签将脐带割断，草木灰止血，很多没有经过消毒，卫生条件极差，而后回国募捐资金，来中国建立了第一所西式医院，常免费为贫困百姓治病。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1949年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因此，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
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山西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
1906年，一个叫胡美（Edward Hicks Hume）的耶鲁高材生，穿着白大褂傻乎乎的来到湖南长沙，开启了一个叫雅礼的医院。当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他是在为自己送终。
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看病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因为，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院”的前身，他们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中国，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
到1937年止，美英在华设立的基督教教会医院共计300多所，病床21000多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多处。 1948年中国的10大医院有9家是由教会发起建立的；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已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
四，南丁格尔的护士宣言
当基督徒建立起医院时，有必要使病人得到护理。在早期基督教医院里的护士通常都是由寡妇、女执事和未婚女性担当。中世纪时，修士、修女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护理工作。12世纪时，圣约翰医院骑士团这个十字军团的军事组织，在耶路撒冷招募女性担任护士，照看麻风病人。13世纪时，出现奥古斯丁修女会，这是最早的姊妹护理会。
1837年，现代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感到了上帝的召唤，要她完成爱的使命。1844年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两人一见钟情。理查德为她写了无数的信，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在他求婚时，她却拒绝了他。她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她认为：“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朱德夫人康克清说：林巧稚（1901-1983）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的贫富贵贱，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是看病，不是看人。当年协和医院给林巧稚的聘书这样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林巧稚接下了这张的聘书，一生没有结婚，却亲自接生了50000多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
1854年，南丁格尔来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在这里护理那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伤的英国士兵。她安慰他们，替他们写家书；她常常写信告诉战士的母亲，说他们的儿子是紧握着她的手死去的。和早期那些护理病人与垂危之人的基督徒一样，她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当她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各种致命的传染病之中时，她身上所折射的正是耶稣基督怜悯的光辉。战争结束时，人们甚至将南丁格尔描绘为手执油灯与柳叶刀的不列颠尼亚女神。
1855年11月29日，伦敦社会名流共同发起成立南丁格尔基金会。英国人将她看做新的圣女贞德。一经呼吁，国人捐款源源不断，单是在克里米亚的军人，一天中就捐助了九千英镑。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捐了一幅威灵顿公爵的画像，她为表示个人对南丁格尔的嘉许与感谢，特地送给南丁格尔一个金质钻石胸针，胸针上镌刻着《圣经》里的名言：怜恤他人的人有福了！
1859年她出版了《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这本书对欧陆和美国改善医院卫生环境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1860年她在伦敦圣汤姆斯医院开办南丁格尔护理训练学校，这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1901年，她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1907年，英王颁发命令，授予南丁格尔功绩勋章。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以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英国10英镑纸币上印有她的半身像。
南丁格尔制定的护士行业誓词：
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之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注意：南丁格尔誓词是我国护士人人都必须背诵的，这就证明了神的存在。南丁格尔对自己的虔信仰总括地说：“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
五．红十字会彰显了上帝的博爱
在战场上，由于没有爱，古代东方对待战俘是食肉寝皮（如黄帝吃蚩尤）。古代西方是把俘虏卖为奴隶，中世纪的欧洲以俘虏来获取赎金。
瑞士银行家吉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1828-1910年）在1850年代协助成立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YMCA)，竭力传播博爱价值观。1859年6月，31岁的吉恩.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弗利诺，看到全城各处挤满了4万多伤患和垂死的士兵。这位年轻的基督徒立刻中止行程，留在当地号召居民，组织紧急救护小组不带歧视地提供援助，不分国籍的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好几个星期，他衣不解带地做义工，照料安顿在教堂里的伤者。他知道如果有最基本的事先准备，那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他把自己的感人经验记录下来，在1862年出版成书，名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Memory of Solferino)。在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经验中明白神的呼召(乃是要他协助防止这些无谓的死亡)。他建议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并召开国际会议，制定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的国际公约。
人们对《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也因此刺激了红十字会的诞生。1863年2月9日，杜南组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志，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白底红十字旗帜和臂章。
1864年8月2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16国家中有12个接受并且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第一公约号召在战争期间对伤病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保证伤兵、医疗服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没有敌人意识，把伤兵都当着亲人对待，这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爱你敌人”的博爱精神就没有红十字会这一制度的诞生。
1876年，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接受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理念，把基督教的象征改成红色的新月。这样，红色新月不仅仅源于红十字，而且也表明“穆斯林不经意地承认了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人道主义运动背后的推动力——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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