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六”节日里，美丽的花溪河在静静地流淌，如画的苗岭上，一群青年男女在欢跳着“芦笙舞”，多情少年吹奏着葫芦丝，伴着女孩舞动的银铃声，飘来悠扬而明快的《竹楼情歌》······

一种离不开的食物“辣椒”，是贵州高原人饮食的总结，有谚：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我将在这里接受“辣味”的考验。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十八岁，离开故土，随父亲迁居到了贵州高原。这里是一个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民风彪悍、粗犷耿直、行为豪放。

这里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从此往后一切的因缘也顺势产生。生活与爱情、工作与家庭、快乐与悲伤······，都注定要我以“自立”、“自强”为主旋律去逐一地面对、去争取、去收获、去克服，从离开奶奶那一天开始！

从此，我再也没有奶奶的怀里可靠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

对于奶奶——我的“妈妈”而言，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孙儿——养了一十八年的“娃儿”突然间不见了！

“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周没有回来，“见儿，你有啥子事情么？得病了么？你不回来拿米你吃啥子嘛？······”

两周还没回来，这一周时间里，婆婆天天睡不着，心里好痛啊！“见儿啊，娃儿啊，你在哪里啊······到底是囊门子事啊······”

奶奶的思恋与日俱增，半夜里，恐惧袭来，“老汉，你孙儿囊门呢？”（囊门，郎门，皆为川音口语，“怎么”“什么事”等等意思，诸多使用）

爷爷没有作声，爬起来靠在床边，裹上旱烟点起，猛吸了一口，“咳咳咳咳”的连咳了数声，吐出一口痰在痰盂内，又大口大口地吸起来。原来爷爷也没睡意。

好半天，一角烟吸完了，在床脚上敲了敲烟杆，又咳了一声，咽了一下口水，轻轻地说一句：“狗日的不会有啥子事情嘛！？”（狗日的，乡下俚语，不是骂人的意思，但有心情不好说粗话的意味，诸多场合使用）

直到收到我写给爷爷的信，奶奶才知道我了，到哪里了，真的不见了！走了！

奶奶早就“晓得”这个结果，我第一次去“爸爸家”回来她问了那么多话，她就已经感觉到了。从我一岁多带到现在，我哪有什么奶奶不知道的。到现在奶奶才安心了，但同时又无比失落、无比牵挂了。

奶奶的眼睛从此看东西一天一天越来越雾，再后来一点也看不见了······

我父亲专程回老家，为奶奶医治眼睛无效。

爸爸又“请来观音菩萨”安于老家房屋后方岩脚，还许愿“从此不再吃牛肉”，希望能保佑奶奶眼睛好起来。后来当地信众在此基础上，“又请来文殊菩萨”，慢慢建成一个庙来，我一个小学老师主持的，我也尽了一份“功德”。

其实后来我为爸爸医治眼睛，科学检查方知结果，为遗传性“青光眼”，是“不可逆的眼病”，称为目前世界性医学界公认的“眼病难题”，除了早发现治疗别无他法。

终于等到第一个（离川后的）寒假。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

刚转过那道弯，就远远地望见奶奶扶着门框、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是在等待！

离院门还有多远，奶奶就喊：“见儿，见儿回来了！”

“我听见他回来了！”奶奶又说。

跑过去，扶着奶奶进屋。

奶奶已彻底失明了。

奶奶双手捧着我的头，在我头上、脸上不停地摸，又从头发、耳朵边摸边捏到下巴，两只手再轻轻的抚摸我额头、眉毛、鼻子、直到嘴唇，然后边摸边喃喃自语地说：“我（的）见儿瘦了······我（的）见儿瘦了”。

我和奶奶相互搀扶着坐下，奶奶还在摸捏我身体，嘴里还在说：“见儿瘦了。”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好大一园子青菜”，奶奶大声对爷爷说道：“我就晓得嘛，我（的）见儿肯定要回来了！”

（解梦说：梦见青菜亲人来。实质上是奶奶对我日思夜想的大脑反应。）

爷爷点燃柴火，双目失明的奶奶照样为我做了最好吃，我最爱吃的东西。

······

我二姨孃（姨母）是我六岁时见过的了，那时家婆还在，当时已得了癌症的家婆带我去过还在农村生活的二姨孃家里。

现在正好是一九八八年（我读高二）暑假，我心里突然特别想去见她！之前我和表妹已经通过好多信了。

向爸爸要了十六元钱，从贵阳坐火车去攀枝花（那时候又叫渡口市）。

在昆明中转由昆明至成都的列车。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很是激动与渴望，一点睡意都没有。火车上真是拥挤，连上厕所都得先请没座位挤在里面的人往厕所门稍微靠一靠，顾不得害羞的。我也无座票，因为用的是那个从四川背过来的小皮背篼装着书，靠它在车厢尾部过道里占着一个位置，这样获得一点空间，我就站在那里。

两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短发、学生模样的女孩，一前一后，手里各拿着一个新颖的水杯，很想要到车厢头部供开水那里去，站在车厢中部，手紧紧攥住水杯略略上举在头的高度，脸上写满焦急的神情，很久了······

我跨过好多摆在地板上的腿，挤过去，

“来，我帮你”，朝着其中第一个说着，我已经一手一个把两个水杯都接到了我手里。

把打来的开水送给两个姑娘，还没递过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两个女孩没马上接水杯，却在点头哈腰地请周围的人们让一让，没有语言。

在我们之间的面前有了一点点空间，两个姑娘双手轻叠、齐齐地向我鞠躬下来，许久没有起身，递过去的两个水杯在空中固定住了。

我们都已经获得了座，两个日本女孩、还有一个日本妇女和我，是乘客们特意为我们挤让出来的。

我们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几个人向我讨教“开水”怎么说和写。

我写给他们“开水”两个汉字，桥本顺江“认”出来了，说“开”是“open？open the door？（开？不是开门吗？）”，她也写了一片，我发现她居然写得很规矩。

原来，桥本顺江的爷爷还是四川人呢，教过她一点汉字。

她两不是一个学校的，桥本顺江在岛根医科大学读大四，友田叶子在大阪艺术院校读大三，两人是这次同组旅游认识的，另一个日本女士和她两不熟。

原来大学生呢！呵呵！我心里挺自豪的，让她们看到中国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了！当叶子问起我，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对她们讲：“I am a middle school student.（我是中学生）”这立即让她们眼里放出异彩。

叶子问我将来想做什么？

我勉强说出“政治家”或“诗人”。

“‘政治’是什么？为什么要做政治家？”这个词语和“理想”她们特别迷惑不解。

（我想想，的确是没有这个行业和职业，可能她们国家谈的职业都没有这个或者另有说法吧。）

我也解释不了，不仅意思不好解释，就连这个概念的英文我也说不清白，我只好问她们“知道‘邓小平’吗？”

桥本回答说：“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不知道太多······”

“我们（日本）在电视中经常能看到‘里根’”，叶子补充道。

我即将到达攀枝花，桥本顺江和友田叶子分别用粉色的小字条留下了她们的日本学校和家庭地址。

（尽管对日本大和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内心是有相当敌视态度的，但对于其国人我却同等对待，尤其感觉这是几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便是更加不由自主地愿意提供帮助的。我婆婆就一直教导我要有善心。）

（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