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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乡音·乡隐》

已有 1631 次阅读2017-11-15 08:42 |个人分类: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鲜花与歌》之乡音（十一——二十）

长弓一剑

（十一）审视“爷爷”

四十年之后，我和“兰”（老婆）带着“雯”（女儿）“旻”（儿子）回乡下看望“爷爷”（现在都按老家习惯跟着孩子称呼我爸爸）。

“爷爷”早已不能再做木匠（木工活）了，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另一只是我花钱帮做了个手术，还是在“二爷爷”（爸爸的二弟）的劝说下进行的，还勉强能看见，农活儿还能干一些。

回想（“爷爷”）他那时三十来岁，被逼再出远门，是孤身孑然一人，后来还是被抓住了关进“内江监狱”，又是他舅舅救他出去，从此只和舅公有点联系，跟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好多年一直到离家5年后在贵州安家才写信给我爷爷。

“爷爷”想方设法边帮人干活边置办出一付简单的木工工具：就一把斧头、两把锯木锯儿、一个墨斗、一把角尺、一对青刨、一个边刨、一个圆刨、······装了一背篼。而这些工具绝大多数都是向主人家（方言：帮忙干活的人家）讨要点材料自己慢慢做出来的。这些自制的工具有的陪了他一辈子。

背着这一背篼木工工具一路地边干（做木工活）边走（步行，走路）到达贵州的，之前，他又辗转了好多好多地方。

但从这次出远门起，他不再干伐木的活：那是个随时要丢命的（活），这是他的话。

“走到哪里黑就在那里歇”，他说。

“就这样：遇到男的叫大哥，遇到女的叫大姐，老一点的叫大伯大孃。

看到哪家院里有柴木（贵州多木材，农村用来烧火做饭），望见家里没桌凳，就走进家去，试问地说：大哥，我帮你（家）做个桌子（或）几张板凳，我在你家吃顿饭（或）睡个觉？赶紧的补充说：你就在灶门口（农村做饭的火灶前面，一般都放些柴火。一般跟堂屋、卧房隔开且有门销）放两把谷草给我就可以睡了！（哎呀，象个狗一样）

有吃的（食物），有睡的（地方）就不错了，从不要钱（不收工钱的意思）”，“爷爷”说。

哎！真是落难的人哪！

“爷爷”后来定居安家以后，直到我都过来以后，跟人家做嫁妆（人家请去制作木器）为主，价钱绝不“随行就市”，直到“改革开放”了，物价飞涨，他还只收低价，连徒弟都呆不下去了。

但他就这样坚持做了一辈子手艺！

我都说过他，而他回答：“乡里乡亲的，（工价）都加过好多了，我几十年都这样做！”（意思是不能再加工价钱呗）

“奶奶”（我继母，孩子的“奶奶”）那个时候已死了前夫，才二十多岁，带着一个儿子。

“爷爷”再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

于是家里就有我们四个男孩儿，分别是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生的。

“爷爷”他就只教了三个徒弟，他本不想带徒弟，都是其（那些徒弟的）父辈觉得“张师父”（村里人都尊称“爷爷”他为‘张师父’）是真能干的人，求着（“爷爷”）收徒。但只有一个对他很尊敬，真正“出师”（学成手艺）的。

有一个徒弟行为不端，偷过师父（“爷爷”）家里几只鸡，有一次差点在夜里把猪撵走（偷走）了。不过现在还是偶尔要来看看师父。

“爷爷”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对人总是微笑着说话。当然，在我们几个儿子面前却老是板着面孔，声音也从来都是很大的，讲话接近于“吼”的感觉，令人害怕。不过对他孙子们却又是笑呵呵的！

现在，老了的“爷爷”对我们几个也越来越和气了。

我也快五十岁了，看到孩子的爷爷眼前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怎么都没懂过“爷爷”呢！

凭我的所学和经历，回头计算着时间再细细地想来：

哎呀！我还真的小看“爷爷”了！小看我这爸爸了！没去搞懂他这么多年。

就回头说他那次回老家吧，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啊，算得上“曾经的有钱人”！这个老农民、手艺人其实不简单啊！

（十二）没有“身份证”的农民

可能幺舅公（爸爸的舅舅）也不知道我爸爸当时输了多少钱！（我们也永远都不知道了！）

要是他知道了：这还得了，那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分了！那几个大队、生产队“干部”恐怕要把公社干部都连累了。那时的“区长”不正是这些人的直接上司“大总管”吗？舅公肯定只知道这个外侄儿“不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干农活）”的事，这是明摆着的。

我看到过舅公的那支五四式防身手枪（小时候在舅公办公室见过他拆装保养，后来他离休了国家留给他“作纪念”），但他都锁在自己柜子里，从没见他开过枪，感觉他纯粹就一文人。

回头说我爸爸那两瓶酒，不一般呐。

直接说，舅公的级别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无法随便开这个票的，虽然全区粮食就归他管（那时候“洋酒”属于绝对高级消费品，普通人没有机会弄得到）。

可我爸爸却是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农民。

我说的这个“身份证”不是现在的身份证，是指“粮本”，“粮食和食用油定额本”——计划经济年代非农人口的粮食供给配给定额。

爸爸也“非农”，但他属于“不务农业”，不仅不能算，还要打击！

比钱更实用的比钱币具有更大的购买力的粮票、油票、煤票、豆票、布票、肉票等各种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定量给某个人使用的额度，再附于这个“粮本”——就是这个人的"身份证"——身份、地位、权力、······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象征。

比如二叔有，“工人”嘛；舅公是一个国家干部当然有咯。

所以说，这个“身份证”不对农民——农民就休想了。

他一个农民，连农活都没干一天，粮食分不到一粒、布都掣不到一尺，他到哪里去买到高档的紧缺物资“洋酒洋货”啊？

“不是抢的就是偷的！”就像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知青们断定的那样，你说是不是啊？

实际上爸爸能有这些，自然有他的艰辛——他的收获，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在这方面，直到后来他也从不言语，不告诉他的父母亲，我们这些子女和任何一个亲人，我想，恐怕因为是他一生深深的痛！

再说，一切都也已过往，恐怕无论什么也没有比他现实的这一大家儿孙更重要！

但我还是开始对他重新理解、重新定位了，毕竟我是他的儿子！

比如，在我中学时期，他看我交友很多，一群一群（差不多每次都十多个吧）的带回家，他当然很高兴！但事后都会单独告诉我：交朋友要认真呢！朋友不是要好多的呢！······

（但他也偶尔会点评：那个女儿不错，勤快！城里人还不嫌脏，你耍的朋友吗？要得！······）

关键是爸爸是从教育我的角度，说道他也有非常好的朋友，在上海，家庭很富有，但人家极其节约：“比如说，人家散烟（四川话，分发香烟的意思），从上衣包里（指的是中山装的上面口袋）抽出两支好烟（高档烟）来递给你一支，他就悄悄地趁在内衣包里拿打火机把自己那支烟换了（换成普通烟）；再比如说人家出差，总是吃点榨菜或几颗花生米就可以了······人家有钱得很啊！”

当时我想，“你怎么会有‘上海’朋友呢！”但爸爸说多年后人家还专程从上海找来贵阳看过他（那个时候找个人很不易的，尤其是断了联系之后）。

（你想哈，我们农村人，哪能交到‘上海’朋友嘛）

那时，我就没往深处想。现在联想起来，还是有线索的。

我母亲去世，爸爸他在当地找不到老婆，尽管他（这）人才是公认的在老家当地数第一的（我亲耳听见他儿时伙伴们、我们的相邻嘴巴说）。

他和队里（村里）姑娘成不了亲，和亲戚称“夏姑娘”的不能成亲；

可能他生的来死的去、历尽艰辛找到很多钱被骗赌输光了；

可能救他晚一点点他就死了，可能从大路逃跑被再抓住就打死了；

可能他交到了关系特别硬的朋友（很有实力的朋友），所以能帮他买到或是别人送他“洋酒”（朋友送他好酒他提到过一次，不知是不是那次的酒）；

可能他曾经赌得较大；

可能没他舅舅救他出狱也不知后面如何；

······

他是绝不允许我们赌钱的，“你们赌这点‘钱’算个哪样？！”他用不削的口气说的，而且“这点钱”三个字声音加重拖长。

是的，通过他所说的和他舅舅（我们眼里的“大官”）的收入对比的那一句话，我折算了一下，他每月至少也相当于我们现在月入万金（人民币）差不多吧，在他那时的做工人群看，可能算得上是高收入。

其实可能只有我最懂“爷爷”的“另一面”。他回老家请人吃饭然后赌钱，有可能抱着“要赢光那所有人钱”的，他以为自己本大必赢无疑。他要“报仇”，就是那些人“害死了他老婆，害得他走投无路无处安身。”心想显示实力。

但别人当然不傻，“何不借机弄死他。”

（那个时候的乡下的确还是在暗地里隐藏着阶级斗争哦）

结果是，“爷爷”差点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还有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后来父亲他在黔地乡下安家这个事，是幺舅公的意见，认为如果他和当时耍的“贵阳红星家具厂”的那个领导的女儿（那个时代的国营厂都有个“红星”二字，厂牌子上有个‘红五星’。这领导的女儿是未结过婚的）在城里结婚的话，万一再有个运动啥的怎么办？······但在青岩古镇那个乡下地方就挺好。看来爸爸的舅舅是懂得历史地理的，古镇这里抗战时是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亲属（他们的父母亲）避居之地，历史还远比贵阳久远。

（舅公自己离休后还不是死活坚持回农村养老，怎么劝说他都不在城里，国家后来还专门拨款帮他修了座漂亮的小楼在乡下老家的一块田地里，很显眼。）

爸爸现在绝不留在我这里，这一点是不是特别象他舅舅！

（十三）家婆家

母亲走了，我成了家里唯一的血脉，又是家婆的孙辈中唯一的男丁，自然也成为家婆（方言：外婆，家发音‘噶’）的命根子。

家婆出身大户人家，通文，针线很好，厨艺尤佳，为岳飞后人，在家（未嫁）时称“岳家金花”。家公很有才华，但英年早逝，家婆独带四个还未成家的子女，当时我的幺舅才十岁（只比我大八岁）。

后来家婆不许大舅舅妈分家，一直协同她理家。

家婆人在中年却接连突遭丧夫失女之巨大悲痛！

加之我母亲又本是家公家婆的“掌上明珠”，家公在世时总是不停夸耀他这大女儿。

（家婆、舅舅、姨妈都异口同声地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妈又漂亮又能干！是我们家最能干的人哪！”后来几乎妈妈“娘家”所有曾见过她的亲人遇到我都是这么讲，包括妈妈的舅舅姨妈、表兄弟、表姐妹们。）

我小时候很多时间，都在家婆那里。

家婆时常抱我放在那张挺大的折衣凳（她的嫁妆之一，旧时专用来折叠熨烫衣服的长条桌。家婆的嫁妆多了，包括还有几件转给我妈的嫁妆，是家婆的妈妈的嫁妆一路传下来的）上，面前堆放好多黑桃、花生、有时还有舅公们（家婆的弟弟们，母亲的舅舅）送她的糖果。

但每当这时，家婆都会要求小表妹们（那时舅舅姨妈家全是表妹）全都站离折衣凳远一点，不准靠近。

在我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家婆忽然打开她随嫁带来的古董衣柜，拿铜钥匙打开柜内暗箱，取出一盒子，准备取出银针，跟舅舅讲：“取些炭烧起，我要帮见儿刺字！”

两个舅舅都表示反对，“我们家就是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的，别再给见儿刺字，刺上去就洗不掉了，将来万一······您看大舅舅（母亲的舅舅，我称“大舅公”）他们······”

如此，家婆打算要在我背上刺字的事也就作罢。但在这晚，家婆给我讲故事，我才知道，平常我们所说“精忠报国”四个字其实在岳家书写的是“尽忠报国”。且坚持“尽”字底下必须有个“心”字底。

可惜我家婆在家公早逝后太过操劳，积劳成疾。后患癌症，拖着病体坚持持家抚养子女成家立业。

那种痛苦只有我最懂。在我只有几岁时家婆多次在病床上悄悄地叫我给她买“老鼠药”，我虽不说话，但我心里明白家婆身体痛得受不了，可“我不能给家婆买那东西”。

我家婆极爱洁净，即使重病在床，也要梳头保持头发整齐，发帕规整。说她年轻时候真是“貌美如花”，可是从来不施粉黛。志向如同男子，自取一“男性化”名，号“明光”。

在我十二岁时，家婆临终前最想听见我叫她一声“家婆”（我这“哑巴”还从未叫过家婆，此时家婆已发不出声，满姨娘耳朵贴着家婆的嘴边听家婆喉咙里的一点声音，跟我说：“见儿，家婆好想听你喊她一声‘家婆’哟”）。

我“叫”了。但声音仍然卡在我喉咙里，没能让家婆听见······

（已过几十年了，我仍然敢说，我家婆所做的馒头是我从来没遇到哪个“大厨”做得更好吃的，她有一套极特别的手艺，尽管我已经吃过那么多“高级”的饭局。）

还听我大舅舅说家婆性格极其倔强，家公去世后，集体（合作社，生产队）总有人借故（成分问题）要“批斗”她，就想让她低下头，但她无论如何不肯，说“那是我爸爸的问题与我无关”，大家最终拿她“孤儿寡母的”没有办法。

其实，可能关键因素是家婆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都是家公家姓，同祖同宗，极少数的外姓也差不多沾亲带故。不然，任凭多能干的女子，如何在那种特殊历史时期保护万全之家。真是难为了我的家婆！

（十四）国民党舅公

外婆（家婆）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她大弟（大舅公，也就是我舅舅口中的“大舅舅”）曾是国民党高官，黄埔毕业生、同济高材生，临近解放时带兵投诚共产党，但不愿“入朝为官”，也不接受四川大学请他作名誉教授之邀请，终身隐居老家乡野，后勉强入省政协。

大舅公有两个夫人（舅婆），一个是民国时期的成都金堂县县长千金，未生育；一个出身普通人家，生了个有点呆的蛮蛮（四川方言，叔叔，这是按照我的称呼）。蛮蛮也很喜欢我，但就只知道悄悄拉住我到他房里看他锁在柜子里的书。他房里那些老辈和舅公留下的书，很多已经泛黄，他保护着绝不允许别人进屋。

外婆她二弟(二舅公)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为地方保护武装，解除武装后做一农民。“做过坏事”，就是在被强解武装时，由于其武器精良（全是“德国货”），作了强力对抗。“要不是因为过往安民保民很多，群众力保，早就‘敲砂罐’了”（二舅公原话）。二舅公比大舅公高调太多太多，居然也做了县政协委员，老给“领导”们难堪。不停地尽给我讲捐税太多，连做个农民也难过，我那时（还小，读初一）也不懂，他不停地唠叨、解释，不让我走。

（“敲砂罐”，四川方言，杀头、枪毙的意思；砂罐是一种陶制品容器，古今用途很多，尤其于农村，特别易碎。借以形象地比喻脑袋易碎。）

她三弟（幺舅公，从小是大舅公当官时一手带出去学习的）是教授级高级教师，共产党员。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书法，尤其一幅《满江红》书写得笔力遒劲，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大舅带我去为大舅公祝寿。

来了很多客人，有些干部。也有几个专门从台湾赶来的大舅公的老战友，说是“老将军”，我见送他的对联足足有丈多高吧，刚刚和大门口的两根柱头齐高。没记清对联，只记得上联上书有“···戎马倥偬···”文字。对联以金黄色的缎子为质。

堂屋的布局，正中的香火中间，也同我家一样，书有“天地君亲师”牌位，香火分别供奉祖先和各路菩萨神仙。香火正下方，一张八仙桌，左右各一把靠椅面朝大门。

不同之处在于，在香火左侧，挂着一大幅岳飞的《满江红》，右侧挂一幅岳飞画像、一把宝剑。走了几家亲戚之后才知道，整个“岳家坪”家家堂屋都是这样布局。

八十岁的大舅公给人感觉还是威风凛凛。他人高马大，额头宽阔，两道剑眉，眉毛两端长而略略上翘。他走路仍是虎虎生风的模样。

就在那天晚上，大舅公叫我到床前，除了些亲人问话外，对我讲了许多当时我觉模糊的知识，说了一些薄税、民生之类的我当时不懂其奥的国家、民族、经济、人民话题，然后差不多都是要求我多读书学习之类的话。

我就见过大舅公这一次，老大人活了接近百岁。

（十五）初入中学

一九八三年，在经历了一次厌学休学（当时吃不上饭，而别人有米饭吃，想回家帮婆婆干活）复读之后，终以全公社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区中学的一个重点实验班，学校距家三十多里。

开学时间，连下了几天绵绵雨，也没盼到天晴。从家到区里是一条泥泞小道，很小时候跟奶奶去过区里看当时还是区长的舅公，所以认得路。

背着背篼，光着脚丫穿着奶奶专门为我用稻草编织的一双防滑草鞋。

皮背篼里还是放了一个布口袋，里面装了小半升（约2斤）米。一些红薯和一个菜瓶子，瓶子里盛满了榨菜。这些是一个星期的口粮。

怀里揣着录取通知书，我出发了，奶奶在大门口望着我离开。前面转个弯就看不见房屋了，我回过头：

雾蒙蒙中，奶奶还站着大门口望，身影忽隐忽现······

迎接我的老师是个老人：高大个子，略胖，满脸和蔼慈祥的笑容······

“你是张祖建，到了啊，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哦”，边说着边把我背篼取下，拉起我的手：“来！”

直接就拉着我到了他的家里：“周老师，快打些热水，快！”

“我的学生”，他向老阿姨（师母周老师）补充道。

让我坐在矮凳上，帮着我脱掉了草鞋，象退掉一层厚厚的稀泥。

换上了一双大哥哥穿的大布鞋。

“他的脚很大哈”，老师微笑着对我说：“我儿子的”。

这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吴老师”，未来四年里一路引导我、改变我的老师！

锻炼我、鼓励我的老师！

爱护我、帮助我的老师！

（“老吴老师”这个称谓是很有缘由的，他还有个女儿，教我们物理，为了分别，我们叫她“小吴老师”。我们心里，可绝对没有一丁点社会上称呼的“老”或“小”之意，我敢说绝对没有！

他父女俩都是我们特别尊敬与爱戴的老师！

而且，“小吴老师”还特别年轻漂亮。）

从此以后，他手把手教我求学、待人、待友、兴趣、爱好、感情、自然、科学、人生······好多好多的基础知识！

就是老师他的感化，我在初中读书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我自己的“座右铭”：我将来一定不会不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十六）有饭吃了

初二这年，最高兴的一年！

我当上学习委员了，当上班长了，当上团支部书记了！

我家里庭院里院坝上晒谷子了，我终于天天吃得饱了，有米饭吃了！

国家实行农村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实行到我们队里。

经过毛泽东时期的鼓励大量生育，四川虽是人多地少，家里分得三个人的土地，还是有一亩一分水田、一亩八分旱地，加上虽是老迈的爷爷奶奶，但他们特别有种植经验、特别勤劳：家里谷子交了公粮自己还剩有800斤······不得了！相当于头年集体分粮的十多倍。

我小时候和奶奶一起交了好多年的公粮，奶奶挑、我背着谷子走5公里山路送到公社（乡）粮站，还要排长队，经过筛选。有一次粮站“吃国家饭的”（这是指粮站工作人员）一把掀翻奶奶的谷子，奶奶和我赶紧双手捧谷子回箩筐，连砂石地上的石子、泥土一起挑回家。

（“交公粮”是以前农村农民按土地面积定量上交国家粮食，从集体时期延续到包产到户，后来可以折算成钱代替交粮上缴，直到21世纪初叶中国才全面取消“农业税”。“交公粮，其实质是古代“地租”的一种变化形式，在战争时期演变为‘军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尤其工业基础薄弱，需要以农补工、以农养工’的较长时段的计划经济时期，不得不通过广大的土地、农民来分担，也属于一种经济社会的管理协调手段。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再逐步转变为‘以工补农，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问题’。”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们。）

这个秋日的傍晚，谷子全存放进爷爷新编的竹围子里了。以前都保存在柜子里，现在柜子里面只放大米和猪油等等，不放谷子了。

爷爷安然地依靠在竹椅上，面色温润，嘴里含着一把首尾都是黄铜质地的古老烟杆。

这是我爷爷一生中最珍爱的那一根旱烟杆。烟杆中部系着条绸布绳，绳上挂着不知哪代祖先留下来的一块巴掌大、光滑圆润的玉佩。

爷爷左手手心朝上轻握住长长的烟杆，右手掌心对胸把捏着厚实的环形玉佩，烟杆往嘴里一送，一小股烟从嘴角冒出来，翘起的二郎腿把布衫撑开了，只见一只脚上的布鞋上下上下轻微地一点一点。

“爷爷这形象，会不会象他小时候看见的他的爷爷一样呢……”，这时刻我突然回想起了小时候我背的那背篼在集体分到的谷子的情景，“让我再背今天这么多谷子就背不动了······”

（十七）上台发言

一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吴老师叫我过去，说：“张祖建，校门口那条‘水井湾’路，街上那么多人要挑水过路，常年稀泥巴拉的，不方便上学进出，学校决定重新修一条路······”

“你是校团委委员，你来带头组织大家修路！”老师最后讲。

我沉默点头同意。是的，学校团委纳入了我一个学生委员，可这要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发表修建道路和一个足球场的“动员”，心里还是有些胆怯：毕竟我还是个初中生，学校有高中部（称为“完中”）。

想起我第一次在晚自习时间开的班会上，吴老师突然叫我发言，我当时走上讲台，才讲几句话就脸红心跳、眼泪都急出来了，当时就不记得讲过啥子（方言：什么）了。

（多年后我在女儿的家长会上发言，还提到这件事，仍很有感触。）

就在第二天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我念了一篇头晚准备的稿子。

散会后，语文老师叫我去表扬了我一番，还说我这个动员（稿）像一首散文诗，呵呵！

于是，箩筐、脸盆、扁担、杠子、锄头、锹镐、二锤、钢钎、板车······全校男女学生集体出动了：给班级做了大致的分工，开挖的开挖、采石的采石、运土的运土、整平的整平······，好一派激情的劳动景象······

几天后，由学校后山旁公路连接校内的一条铺满碎石的道路和一个不大的足球场搞出来了。

如今那条路变成了水泥路面，平坦了，还是那条路；

足球场变成了灯光球场，漂亮了，还是那个球场。

（后来老师告诉我才知道，原来学校已将我纳入了四川省“中学生党员”的培养计划对象，从初三就开始着手培养观察锻炼了。怪不得那时年年评优干，老师不断加强对我的思想教育。但后来随着我迁移离开四川，而没能实现。虽然在贵州继续学习，直到大学期间还上了两次党校且获得结业证书，但最终未能入党。我离川后，母校又另外培养了一名，该生后来成为四川省“最年轻的市长”，他后来经商后与我有些联系。）

（十八）情窦初开

学习成绩上能赶上抑或超越我的只有一个人，她叫“琴”。

那天上午下第一节课，教室外，她小声地叫住我：“张祖建（这个名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后改为张剑，再改为张祖剑：借“宝剑锋从磨砺出”之意，心想“我是张氏祖先留下的一柄生锈的宝剑”），你借的书”。

我一愣，“没借书耶”，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接住她递过来的书，她早已转身快步走开了。

我翻一下，书里有个字条。我马上合起，立即进教室里，放入课桌，压在几本书的中下部，坐在位置上没有离开直到中午放学。

避开老是跟在我身边的两个最亲密的同学，趁同学们都去取午饭盒之机，悄悄地回到寝室里，心动地取出字条偷看完。心里不知怎么办？原来她说“你写字条给我了······肯定就是你的笔迹”。

我心里乱乱地去取饭盒，一路上都不平静，好像小龙（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喊过我······

其实，我心里是早就喜欢“琴”的：“她太优秀了！”

“但是，她要是不喜欢我呢？”我想，“这个字条没有表达什么意思······”，我心里有些彷徨，有些失落感。

下午上课，我更加注意她，不时地偷看她，但看她若无其事的样子，根本就不看我。

放学后，我把书仔仔细细地读一遍，舍不得那么快就还她。想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其它文字或内容，但就是一本数理书，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还悄悄地跑到学校后山上仔细地检阅。

然后，才带着一丝丝惆怅，写道：“我没有给你写过信······其实我想给你写信！”夹在书里面还给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