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先自黄河流域先顺流东迁再南下长江流域，再逆流而上一路向西到达我的故乡成都平原；如今的我上高原、下南海、走东海辗转一路。

我用短暂的小半生来感悟祖先在不同地域间往来大跨越、不同民族间交汇大融合、不同文化间穿梭大发展的无比艰辛与快乐······

我用我家的不停迁徙的过程来描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我亲历亲为的场景——尽管我的生活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之一隅。

我的身体里有足迹所至的一切印记，正如平原中那安静丘陵般祥和的画境，高原上那巍峨大山般起伏的诗意和大海里汹涌海浪般波涛的情绪。

我身边的人物有的让我流泪、有的让我尊敬、有的让我眷念、有的让我欣赏！我怀着深深的情愫来表达他（她）们。

我只能说出原本的事件，不敢有半点的虚华和浮夸！

我怀着无比谨慎的心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所画的都是亲人和朋友的面孔，所书的都是那深厚的情谊；我想通过几个当代的普通人物的真实故事，来简要的形容和再现这段历史······ 

尤其想要赞美众多女性那天神般的柔美，只嫌我的笔力太是粗陋。

我要用无比平凡的视角和最简单的笔墨来讲述我的情感历程，书写是什么改变了生活。我是单纯地想从自然、农村、城市，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正面表达社会的进步，人性的善良，生活的美好和自然的和谐······

我坚定地认为，我一定要用我这淡淡的一笔，来颂扬那人间的至高至朴的亲情、至真至洁的友情和甜蜜幸福的爱情。

还有就是，让我的故事来讲，爱惜生命！热爱生活！珍爱劳动！在甜美中劳动，在劳动中发现美丽。

正如我下面的这个故事，和故事中的几次旅行，几回赏花，我把它在中国地图上轻轻的，连成线，惊喜地发现，原来，它就是一株正在生长的鲜花······

这些或许都是东方美德！以上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生活与情感主题。

此外，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正值华夏民族在历经百年战火之后的休养生息时期，也是一个各种新旧矛盾交融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旋律又该如何来再现呢？

我还正好赶上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那段如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尽管我和我家的迁徙也许稍微与众不同。

我正好缝上“国家改革、开放”的热潮，迎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如同一页小舟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我跟众多二十年苦读的学子一样，突然沦为社会最低层的劳工，一步步艰难爬行。

我正好碰上“冷战期”的世界新格局，面对多极化的种种不明趋势，面对突然间平和被浮躁打破，朴实被“繁华”占领，我的小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巨大冲击，我如何历经冲击迎难而上呢？

倏然之间，仿佛家国变得富有起来，然而，个人自信和民族自信、自豪感却在艰难中穿越，一不小心或得或失成为常态。

尽管面对众多的矛盾，我虽想放下个人的成败和荣辱观，希望能够放眼历史、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而我却只能用最简单的素描来再现这短短的一小段狭小的但很真实的情景画面，其中的众多人物和事件，只作精简，不敢稍加描绘或刻画，更不作刻意形容或褒贬。不然，岂非鸿篇巨著方能解说或包容，哪里是小文所能表述和言意的。只冀望自己千万别拘泥于一种短视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罢了！抑或这也是友人评价的“东方美德”呢？

原来，十年以前就计划动笔，但只开了个头就停下了，总是感觉不知说哪里好。时至今日，方知应该多等些、再等些时日也许更好。

不过转念一想，只需把一个个人事真实地讲出来，就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

只是本来想，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述起来会无比简单，哪知真动起笔来，方知很多东西还是难于启齿、罄竹难书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用一颗平常中带着些坚强的心坚持把它写出来，因为将来这又成了过往。正如现实中众多人都不愿意回顾历史，或许是现实让很多人害怕去读历史？或许是历史让现实中很多人害怕？或许现实让人觉得历史没有意义？或许历史让人觉得现实没有意义？但我始终坚信，只有优秀的民族才会尊重历史，不断学习历史，不断总结历史并挖掘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我发现我从小到大都唱着歌，一生都在唱着歌——不同的歌。所以我为本文标了个副题叫做《鲜花与歌》。

                                         公元二〇一六年春于邕城

“太阳出来啰儿，喜洋洋哦，扛起扁担儿啷啷扯，咣扯，上山岗哦，啰儿······”

吉普车里传出的歌声，让我的思绪回到了以往······

如今的我，已两鬓斑白，略显慵懒，可是你听，我仍然是这一口儿时的乡音。

蜀山之上，山上有坡，坡上还有田。一层层山坡、一片片良田、一座座房屋。正如我的祖辈所居，那里就叫“桂花坡”，坡那边有道又高又长的水田坎，名叫“张家高田坎”。

回味着川渝大地那片空气中弥漫着的熟悉的泥土芬芳味道，深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儿曾有我的祖屋。

春晨，远眺，薄雾间，一大连片黑黝黝的亘石头的山崖就象一道天然的巧夺天工的巨型屏障横亘在院子后方，约有十丈高、百丈长。庭院后一条之字形的由崖底通往崖顶的人造石梯隐隐约约地缠绕在崖上嶙峋凹凸的岩石和缝隙中，钻进山坡上的田地间。

沿着一条田间小道缓缓走过去，映入眼帘的是掩映在一片竹林之中的这座院落。从院门拾级而上，几颗百年的老梨树和巨大的核桃树分列院门的左右两侧；布局成“门”字形状排列的几间石木结构瓦房和方正的院坝构成一个规矩的庭院。一缕炊烟自屋顶片片黑瓦间袅袅升起，钻进竹林，隐隐地消融在薄雾之中。

倏然间，传来一阵子鸟鸣，几只画眉从竹林飞出，在空中转一圈又相互追逐回去······

无数个夏夜，孩提时的我匍匐在老核桃树下的那块如巨形鹅卵的光滑石头上，一边似是而非地听着半躺在竹椅上的爷爷和差不多天天晚上来串门的“杨伯伯”摆龙门阵（方言：聊天），一边却透过枝叶缝隙自顾自的来来回回地数着忽明忽暗好象眨着眼睛逗我玩的小星星。

要在农历十五六，一轮皎洁的圆月将冷冷的光华从枝叶间洒下来，几只萤火虫闪着绿光飘来飘去。吹来一阵清风，只听见竹叶相互摩挲沙沙的响，传来阵阵清香。

秋日下远眺，一片片金灿灿的的稻谷，象金箔般贴在波浪起伏的丘陵梯田上，稀稀疏疏的高大松柏笔直地插在田埂上······

在瑞雪飘飞的时节，“吱嘎吱嘎”、走在院子或小道的积雪上，留下一串一串深深的脚印；鼻孔里吸进凉丝丝又清爽爽的空气，时而拾起一把白雪，轻轻一捏包裹成团，朝着小伙伴扔过去。

山峦全都被染白，树枝裹上厚厚的银装，大白菜也被埋起来只拱起一个个小雪球，偶尔一声爆竹声响起——那是一棵竹子被积雪压断啦。

抬眼望去，只见我家那只漂亮的大黄狗背着一些雪花轻盈的从雪地里跑过来。它来到我身边，轻轻摇动几下，片片雪花飞了出去······

“杨伯伯”其实姓李，他早就不在世了，我至今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都叫他“杨伯伯”。

（也不知是不是“洋”伯伯之意？反正没人考究。）

他是一个单身汉，后来成为“五保户”（也就是由集体每年送给他100斤粮食，过年时还给他弄一身新衣裳）。

“杨伯伯”是解放前（好像是一九三几年）生的，听说从前家里特别穷，四兄弟都在自生村（这是现在的村名，我知事的那个时候是人民公社时期，叫十三大队）土生土长。

他的幺兄弟也没讨上老婆，和老娘住一起，还不到30岁就得啥子怪病死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杨伯伯”没和他老妈妈及弟弟们生活在一起，李家其它人在对面“石坝子”坎脚的彭家院子居住。

“杨伯伯”是李家老大，和弟弟们不是一个老汉儿（方言：爸爸），他在我们院子的一端修了一间土墙房子居住，但又不知为什么房门却背对我们院子，面向一片竹林，他需要绕着自家房子墙根转半圈才能到院子里再出院门。

从前每一次刷大字的时候都是在他的土墙侧壁上刷写，我还清清楚楚地想起来在人民公社时期分别刷写过几条《毛主席语录》；后来“改革开放”后又刷写过关于“计划生育”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大字宣传标语，就是用扫帚蘸上白石灰水刷上去的。这面墙壁刚好正对院子对面的“张家高田坎”大路，没有树木遮挡。

（“计划生育”：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刚经历战乱后治时期，人口严重不足鼓励百姓生育，至公元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政治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然后单纯的归结于人口问题。邓小平主导并提升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最高国策地位，由国家指导。后历经数代（均为邓小平时代），直至40年后的新中国开始出现生产性人口不足难题、自然出生率底和社会老龄化问题、道德伦理‘轻视’（渐失）问题、人群躁动不安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的家庭不安、国家不稳和国家防卫问题等诸多问题，方才慢慢开始逐步解除取消行政强制手段。

其中实施的颇有争议的是对人的大范围绝育手段，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主要针对对象又恰恰是需要广大人口支撑的农业和广阔农村，对中国人种结构形成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华五千年传统习俗、礼制、人伦、文化等众多领域深层次问题及后续生产、生活状态。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一种现象。

而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却是生于清末后留学西洋‘敌国’美国的马寅初，其人经历清末、北洋政府、民国乱制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议的是其本人却二妻七子。此人还深得北洋政府、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不同朝代治理者信任，在以上数朝为官、讲学。其最具影响力的是《新人口论》，实质上该理论隐含‘非战争的人类控制手段’，很适合‘社会和平演变战略’需要，这才是马某左右逢源于不同朝代人的根本所在。但该理论严重违背自然法则，是‘倒金字塔式人种萎缩’举措，将对往后全世界民族生态、人种造成不可估量的后续影响。

就在中华民族按照《新人口论》为代表的人为限制人口自然发展的时候，世界其它民族却按照《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由父母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生育间隔的专有权”而自然发展。

这也是中华民族经历近古时代巨变和近代百年乱战后，尤其是近代中华民族在同一时间遭受‘十数国家数十个种族人联合’屠杀抢掠性进攻（然而不是占有治理，所以从本性上有‘动物界灭绝种族分抢地盘’的意图）的历史，世界史上绝无仅有，致使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严重受损，以至于缺乏现代社会学家（中华古代“诸子百家”）的现实困境。）

“杨伯伯”会讲很多东西，总是来和我爷爷（当地方言叫“公”）天南地北地吹牛（方言：聊天，跟“摆龙门阵”意思一样）。他两个人一到傍晚就“开讲”，怎么也讲不完，会给我讲“岳飞”、“杨家将”、“三国”等等好多好多英雄故事。当然有的纯粹是瞎编的，就象“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居然将不同朝代相隔千年的两个历史人物还给神乎其神地笼统到一块儿战斗来了，犹如穿越时空的“武侠”。

尤其是夏秋的晚上，只见他猛吸口爷爷分给他的旱烟，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烟雾腾起，又口若悬河起来。

也讲我特别喜欢听的“女娲娘娘补天”、“嫦娥奔月”、“孙猴子大闹天宫（《西游记》）”等好听的神话故事和“孟母教子”、“观音割肉救母”这样的言教故事。

还会讲土匪抢人的故事，英雄救美的故事，吓人恐怖的的故事，比如“一百单八将逼上梁山（《水浒传》）”的故事，尤其讲到“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那血腥恐怖的场面，吓得我汗毛直立拉个小凳子不停地往爷爷和他两个人中间挤靠，小心眼里又觉得很没面子。

爷爷还不停地补充，说：

“我们都（方言音‘豆’）是祖先‘湖广填四川’来的哦，所以说我们走路为啥子（方言：为什么）都爱背着个手嘛？（祖先）被捆起来的、把两个手朝背后捆起来牵起过来的。”

（我们是祖辈迁居入川这是准确无误的，有家谱记载。但关于“张献忠剿四川”却有夸张。四川人口于清朝康熙年间处于极低，原因是连年战乱、瘟疫、自然原因的综合：天府之国自秦汉兴起，历经数朝稳步发展，直至蒙元侵占埋下战争火种，至明清时期达到极致。尤其是明末清初三十余年异军混战为川史之最，兵家必争之地的巴蜀大地遭受各路人马连绵不断的征伐，最后由不间断的战火、疾病、虎患、天灾共同作用，以至于至康熙年间人不足原有人口（指明朝中期）十分之一。现川人皆为躲避存活而留下的人种以及（康熙年中央政府鼓励入川）外迁入川重新发展起来的。这说明战争太可怕，生命诚可贵！）

“杨伯伯”正值壮年，劳动力很好，爱帮人。只要听见我们家哪个喊一声：

“杨哥！”

“来啰！”他就马上要应声，一哈儿（方言：一小会儿）他就从他家里或院子外面来了，问：“要做啥子（方言：干什么活）啊！”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用说干什么活，他会看你在做什么，立马就帮手了，他很是眼利。

不知道“杨伯伯”从哪里弄了个很小的收音机，那是他的宝贝，最值钱的东西。他不停地听，但大都不在我们大家面前听，所以他会很自豪的给大家讲“最新”的东西······

“杨伯伯”比我爷爷小十多岁，但比我爷爷早十几年离世，一个人孤苦地过了五十多年。

“张家高田坎”，其实真的是一条又高又长的田坎。不知道是祖宗在哪个朝代采集加工成三尺长，厚宽各一尺的方石，一块块象垒砌长城那样，在院子正对面的像个椅子形状的三座山围起来的山坳出口拦截出一块六亩大田。

田大水深，鲫鱼长得很大很肥，成为我孩提时代摸鱼的好地方。关键是可以在较深水处游几圈，任由稻草桩划过我的肚皮，痒痒的却田坎高约十米，长约百米，蜿蜒于山间，成为当地村间相通主道，取为地名“张家高田坎”（挺自豪的，还是我家的缘故）。很是舒服。

每年夏天，奶奶种的峨眉豆（即篱笆豆）和冬瓜藤子都沿着石头缝隙和缝隙中长出来的多年生小灌木牵爬附着在田坎壁上，高高的田坎壁上开满了一簇簇豆花，绿叶间挂满豆荚，漂亮极了；冬瓜就挂在壁上，一天天长大，成熟的瓜皮上长出一层白白的绒毛。

（还记得小时候有年地震，把我家的冬瓜全都震落下来，有的摔破了。）

田坎宽约二米，靠水田内侧一面原有一排等距而植的高大桉树，一二丈高，三尺来粗（周长），厚厚的干皮。记得刚读书那时的冬天，我和小伙伴们还常常将桉树干皮撕下来，放在“烘笼”里引燃烤火（“烘笼”，四川用竹篾编制，内置一专用瓦罐，装入火炭，冬天烘烤手脚御寒用）。可惜这些大树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砍（伐）光了。

听爷爷说祖辈自迁居此地以来，不断辛勤劳作，除造田外，慢慢用积累购买相邻一些土地约十多亩。一面自己坚持劳作，繁忙季节还请几个帮工，从未租佃，直至爷爷一辈。后来土改，院子分了一半给从前家里“养”的“苦难”的看牛娃，爷爷的妹妹（我的姑婆）嫁给了“分（配得）了工作”的他（但我这个姑婆后来还是被他休了，又远嫁他方），我们自家住进了偏房，田土交给集体，过上了大集体的生活。

“锅碗瓢盆、坛坛罐罐全都交集体了，就连原来的大门门板也拆下来给集体烧火炼钢了”，爷爷说。

奶奶（当地方言称“婆婆”）心里一直有个结：她生了五个儿子，只有前三个大的活过来。

“老四特别机灵，眼尖（机灵的意思）得很；老五最孝敬了，更（方言音‘嗯’）是怜悯人，吃点点好的东西都要分给别个（他人）”，奶奶喃喃地说：“还在大集体（生活时），（小孩都）住在学校，大冬天突然下大雪，老五（冻）死了，他把（穿自己身上的破）烂棉衣盖在他四哥身上了，冻（僵）硬嘎了。”

奶奶停了停，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可惜老四再后来又饿死了”。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奶奶眼里隐隐地闪着一点点泪光。

那一幅幅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生产生活的画卷清晰地存留着我脑海里，尽管那些都是我还幼小时的点点滴滴。

好像无论何时，天刚蒙蒙亮（方言“天开亮口”），奶奶总是做好了吃的，我和爷爷起床来就洗脸吃早饭了。奶奶赶紧地收拾完。

奶奶背上背着一个背篼，把我放在背篼里，左肩上横担着一挑粪桶，左手紧紧固定着担勾，右手提着一把锄头，上坡时用锄头当拐杖拄地，亦步亦趋地走向地里（挑萝兜的工具叫“扁担”，光扁担无固定绳索；挑桶、箢篼的工具叫“担勾”，比“扁担”短一些，且有固定绳索下有挂钩）。

放下工具，把我安顿在地坎子边。然后，奶奶就在周围団转的田土坎子边“打”野猪草。（打野猪草，方言，割野菜的意思）

社员们陆陆续续到来，男人们都叼着一个烟杆，上面挂一个烟袋。爷爷也扛着把锄头来了，有几十个人，都站在田坎上，热闹非凡。

有个叫作“记分员”的大声喝喊：“开工啦！”拖音特别长。

大家一齐下地，“记分员”选了一块好站脚的平坦地，就靠近我的地方，开始点名，喊一个答一个：“到”。点完名“记分员”不知走到哪去躲阴（躲避太阳晒，指休息玩耍）了。

“累咯！吃口烟哟！”

不知过了多久，有个男人声音喊道，几个人大声附和：“要得哦！”

随即，大家都停了下来。

女人们也跟着男人们直起腰杆，把头撑在锄把端上休息；

爷爷也从腰间解下烟杆，慢慢掏出一角（方言：能裹成一只。音jiao,去声）烟裹起放入烟杆，左手撩起长衫衣襟、右手斜着从内袋里掏出一个煤油火机。“叮当”一声，点燃旱烟。

奶奶还是半弓着腰，一把锄头不停地小心翼翼地在为间夹套种着半米高包谷（玉米）苗的红薯地松土除草，她是那么不紧不慢地、旁若无人地、我行我素地做她的活路（方言：工作、农活），好像别人都与她无关，她不歇气（方言：休息）。

我从来没看见她歇个气。真的，从来没有看到过，别说这种轻松活路（方言：工作），另一幅“晒谷图”在我脑海里深深地刻着：

深秋的烈日烘烤着石坝子（集体用于专门晾晒谷物的大片较平整石头，几百平方米）上的金黄色的稻谷，从树荫下望那石坝子表面，只见一阵阵热浪从被炙烤得映照出稻米金色的光芒中蒸腾而出，一个佝偻着腰的老人，不停地用挂筢（方言：一种竹制的耙子）慢慢翻动稻谷，一点一点、一步一退、一行一行、来来回回重复着那个动作。到近一点，能渐渐看清她了，干燥的银灰色的头发，烤得有些发黄；头部和手臂暴晒在阳光下的皮肤如古铜一般的亮光，皱褶粗糙而深陷；瘦小得很是无力，显现出非常的骨感······

我时而看看坐在离我身旁这棵大大的黄果树荫下的大娘大嫂们，她们快快的摇着竹扇，嘴里重重的喘着气，胸膛急急的起伏，汗水把她们的鬓发沾在脸上；时而望望又慢慢翻动谷子渐渐远去的奶奶，她又筢到晒场的那一端去了······

那天刚吃完早饭，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到石坝子分谷子咯！”

奶奶说：“走！今天分谷子（方言：稻谷）了！”

我心里一阵激动，“好久没吃到（米）饭了”

奶奶拿了个皮背篼（专门用细篾丝编制的不漏细小粮食的背篼），背篼里面又放了一个布口袋，把背篼挂到我的背上，我们婆孙俩人一起向大晒坝的生产队粮仓迈去。

大路上走着很多人，比赶场（赶集）还多，他们绝大多数是大人，挑着萝兜（方言：箩筐），有的一家两口子（夫妻俩）各挑一担，都大步向前迈去，朝着分粮食的大晒坝粮仓汇集。

今天，队长、保管员、记分员全都在这里。开始分粮食了，我心里又激动开了，看见他们挑着大挑（担）的谷子往家跑，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突然，我心里有个冒号，“我们背篼这门小，啷们（方言：怎么）装嘛？”

又不敢问奶奶，只是时不时地抬头偷看奶奶。

“······”叫我爷爷名字了，奶奶拉起激动得了不得的我快步上前，一下子取下我背着的背篼，轻放在地上，慢慢地拿起布袋，缓缓地把袋口摊开，半弯着腰恭恭敬敬的接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保管员将称好的一小撮箕（一种竹制器具）谷子倒入口袋里，最后腾出一只手将卡在撮箕上的几粒谷子扒进口袋，扎紧袋口，检查了一下背篼绳子，帮我把背篼背在我的背上。

我径直地走在奶奶前面，虽然我很小，但背上的谷子也很轻。

我埋着头一边走一边泪闪，可是我悄悄地用衣袖擦掉，没有让奶奶看见······

这一年我只有6岁。

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由于我爷爷是个老人，很早就手术过，不能干重活，劳动一天只能计工分5分；奶奶是老年女性劳动力，一天计3分。而别人家有劳力，男人一天10分，遇到刮风下雨、栽秧打谷等重要劳动还要多计2分；女人一天8分。

（“工分制”是大集体的一种所谓“按劳分配制度”，但不管你实际干了多少活，评分标准就是这样。例外情况也有，比如有人跟“队长”或“记分员”关系好，也有可能“不劳而获”。）

一年到头算下来，我家就是严重的“超支户”，只能分一点保底（保命）口粮。即便如此，我家还必须于每年年底补交超支（在集体劳动获得的工分少于分得的粮食，也就是所谓“做活少了，分粮食多了”）。

那么，爷爷就必须在农闲时靠用房前屋后的竹子编些篾货卖点钱，用于买小猪仔；我就漫山遍野拾狗粪、割草肥交给集体，一天也能挣个二三分工分（我是在7岁左右开始协助家人挣工分，那时候加入“狗屎娃儿”（捡狗屎，用来换公分的）队伍，爷爷专门为我量身定制了符合我身高的箢篼（盛装工具），只要是晴天或小毛雨天气，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得赶早往山坡上转，晚了别人捡过了。8岁时候我学会了栽秧，10岁开始跟大人一道打谷子，农活儿除了一样不会干，那就是犁田，我从小到大都怕牛，那对牛角让我害怕，直到如今亦然，其它所有庄家活都干过），都用于补超支，但关键还靠奶奶。

我奶奶就必须在早和晚两个非工时段，尽量多打些野猪草（方言：猪菜），一年365天只有在刚把喂出来的那一只不大的猪交给集体后的2个月不用打太多，因为猪圈里面只剩下一只为来年交超支而预备的小猪仔，吃得少。

不论刮风下雨，奶奶是不能停的，猪儿（四川方言对猪的爱称）不能挨饿。

奶奶无论每一天都要到天漆黑才回到家，月亮出得早的天气就好了，她能借月光看得见路，很多时候要靠记忆和手脚触摸一些石头树木来找回家的路。

有一年，那一天晚上，奶奶她连人、背篼和粪桶一起摔下了竹山湾——那个离家不远的约十米深的悬崖下长满竹子的岩湾子里（听说湾子里的我家那片竹林中还埋着奶奶的一个小儿子）。

太黑了，雨后泥路又滑。

奶奶摸黑找到背篼和粪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竹山湾里，找到那条仅仅能容下前脚掌的从岩石上凿出来几乎笔直的陡峭道路（即使白天，大家也很难负物攀爬）。

回到家只是说了句：“今天摔下竹山湾了”。说完，又照常去为我们做晚饭去了。

（今天我才在想：婆婆（方言：奶奶）你疼吗？！）

为什么当时我没问：“婆婆你疼吗？！”

我好哈（方言：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