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谁喊的不要紧，你看咱们捋一捋，有点儿乱，谁先喊的。”

       范  伟：“谁也别说话，我自己，我自己算，我自己捋。”

      被忽悠“苶”的范伟，皱眉挠发，结结巴巴地。

      这是春晚喜剧小品《功夫》的场景。

      我看央视春晚有不少年头了，也是有些痴苶，就“捋一捋”这语言节目——你注意到没有，无论相声还是小品中，总有不当的表演和不当的语言，甚至歧视人格、贬低传统文化，混杂其间。

      怎么叫“不当”呢？一说便知。

      咱就从大牌演员蔡明“捋”起。蔡明大姐，演技出众，过去粉丝甚多，如今似乎越来越不招待见了。怎么回事？你看这几年，大姐总是以一个毒蛇怨妇或者“地主婆”的形象出现，傲慢无礼。这是国人妇女或者“贵妇人”的形象么？

      而秦海璐在《你摊上事儿了》中“赵总经理”的形象，更是颐指气使，莫名的暴脾气。据说秦为演好这个角色，曾经观察体验“女领导”、“女老板”的生活，也是精神可嘉。不带这样夸张的，倒有点像传说中的呵斥下属的格力掌门人董大小姐。这是有文化的女企业家女老板？还戴个眼镜，这分明是个四六不分，横竖不论的恶妇人哦！ 

      再看贾玲小品《喜乐街》的台词：

      瞿颖：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S型，我的名字叫瞿颖。

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贾玲：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也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这些台词，加上表演，是否有着嘲笑胖子和剩女的嫌疑呢？“贾玲”本是个乐观、不在乎的招人喜欢的角色；但台词跟“瞿颖”对比起来，就简单的给人感觉：剩女=丑女，剩男亦如此。这就歪曲了当今社会里年轻人生活的多样化选择以及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如西方国家的那种单身现象。

      冯巩等人演绎的《小棉袄》中，“二手货”等讽刺女性的词语不时出现，使人想到离婚再婚的女人，顿感如鲠在喉。

      蔡明主演的小品，几乎每年都在“戏谑”潘长江，都是在拿潘的身高体型说事找乐子，要不坐车里找不着啦，要不站着没有坐着高啦，等等。这种小品，考虑过社会影响吗？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和人格养成，会有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孙涛小品《吉祥三宝》里，当孙涛得知相依为命的妹妹，找了个保安对象，而不是“正规军”警察的时候，竟然惊得差点背过气去，极不情愿地说“我骄傲”。在这里，保安似乎就低人一等，不配找对象。好在结局尚好，孙涛认可了这位保安，认可了妹妹的选择。沈腾等人主演的《今天的幸福》，郝建应朋友之约扮演穿越者，却因为“找了个搓澡的工作”而备受奚落。该小品以大量的噱头嘲笑和贬低搓澡工，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当代价值观。

      有的小品，出现低三下四下跪的场面。如果是骨肉团聚、救命之恩、感恩戴德，甚至特定场合下为了玩笑取乐，跪下当然可以理解。但恰恰故事情节没那么“感人”，没那个“火候”，不是那种场合，也是说跪就跪。“折腰”尚不足五斗米，“阶级层次”和没有骨气、没有自尊的劣性，一下子呈现出来。这种明显有悖于人格平等和自尊的现象，怎么就一再出现了呢？

      冯巩郭冬临的相声《旧曲新歌》里，当冯巩拿出了竹板，郭冬临紧跟一句“旧社会要过饭！”这个场景里头，一拿出来竹板、三弦，就有些贬低的调侃和动作，跟洋货吉他形成了对照。

      其它值得“捋一捋”的，还有不少呢。说实话，有些小品实在是“不忍直视”，遗憾没看下去，想“捋”都没有入围！

      这么一“捋”，就有点头绪了。小品这么演，用范伟的话“整啥玩意儿？”

      据说过去曾出过这样的事情：赵本山年轻时候因常常装扮盲人，翻白眼歪着嘴自拉自唱，遭到沈阳残疾人的集体抗议，电视台不得不停播这类节目。于是有好事者发声：在生理歧视上，赵本山拿盲人找乐开了个坏头，从此，各种歧视性甚至侮辱性的作品不断出笼。

      我觉得这样评价，似有失公允，此风之盛，绝非始于赵氏之演绎，赵不过是沿袭旧风。国人好像历来就有着“歧视传统”的，比如过去的农村里，有的就管盲人叫“瞎子”，腿残的人叫“瘸子”、胖人叫“肥猪”、瘦人叫“麻杆儿”，气喘病人叫“吼喽鬼”，爱管闲事的叫“死不了”，乞丐叫“要饭花子”，寡妇、单身汉、再婚者、个高的、个矮的，长得黑的、长得白的，未生育者或者没男孩的，甚至年老体弱的、有伤有病的，都有各自的绰号和俗语，这在广大乡村的流传使用非常普遍和自然。国人语言丰富，在很多情形下，叫个外号不过是玩笑之话，逮啥说啥，也是一种粗犷简单的民风；而贬低他人、戏弄残疾人的情形，在过去也并不少见的。它并不包括在“粗犷”之内。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了民间的无知和歧视之风多么愚顽！在文艺领域，从前的相声、鼓书、评书、说唱、杂耍、情景剧里头，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展现国人精神缺陷的自贬性、歧视性、淫秽性的语言和动作。侯宝林、马三立等名家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从他们的现代相声里，以及老一辈的民俗专家那里，不难发现，为了糊口招徕顾客，旧年间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三不管”，“撂地”相声里的粗俗流气，远甚于当今；而旧上海“大世界”，也是什么都演的。说起来，毕竟今日社会早已进步了太多。

      本山并不孤独。小品界已经习惯于以相互糟蹋甚至咒骂来取乐，不嘲笑他人就无法获得包袱，不践踏弱者便没有快感。而大多数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歧视话语。看来现代文明和平等的精神并没有完全照亮人们的内心，就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尊严。性别歧视、职业歧视、生理歧视、情感歧视等等，都反映出我们缺乏平等的意识和素质。

      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馁说过：“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我还摘录了国内一位学者的话：“在一个国家里，只要一个人的尊严受到损害，所有人的尊严就都没有保障。正因为如此，清理春晚小品中的歧视性语言，绝非为了满足个别知识分子的精神洁癖，而是为了守护所有人的尊严。”小品里头不断拿同胞“自贬”，贬低了谁呢？贬低了大家，贬低了所有人，也包括作者自身。我曾多次看到海外华人的评论文章，他们呼吁：语言节目要懂得尊重、有炎黄子孙的自尊，要立法！他们介绍说，在美国，对于歧视性的语言和行为，是要判罪的。这可不是雅与俗的事。

      辛弃疾词曰：“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小品经常是来揭露社会弊端的，“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汝牙齐整乎？打铁先得自身硬，谁做个强力的“门神”，让大鬼小鬼进不来呢？年年春晚，年年审查，据说层层把关，门槛甚高，类如我等凡人俗子恐都找不到大门口在哪边。那么，类似上面这种节目是如何倒海翻江一跃跳上“龙门”的？是有名气、有气场就行吗？是有人脉、有高人举荐就行吗？是有谁谁点头就行吗？是有包袱、逗乐就行吗？不懂了，随便找乐，调侃人格，难道可以回到“撂地”的年代？央视春晚的语言节目和导演，应该是代表同类节目的最高艺术水平、最优秀导演，但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小品是娱乐性的语言艺术，幽默是喜剧小品的生命。所谓调侃性的“贬低”，绝非不能够运用，表达上恰恰离不开“词类活用”、“别解”、“易色”，离不开夸张、调侃、贫嘴、俗气。比如“脑袋大，脖子粗”、“顺着（陈佩斯）亮光就追来了！”马三立拿着自己的“瘦高”抖包袱，调侃“马大哈”……这种适当的“揭露”和找乐，没啥不好的，甚至非常招人喜爱。这里面的“度”，是看敏感群体的感受力，是看社会效果，“火候”并不难把握。善意的讽刺和找乐，与损害群体人格尊严的嘲笑和贬低，二者显然是有区别的。场合不同，效果迥异，比如同学好友之间随口说句“你丫的”、“傻×”，至多反映出讲话人的随意和不文明；但你要跟陌生人这样说，就会挨揍。小品不小，它是大众艺术，不能不顾及受众对象。特别是春晚节目，影响广泛，是全球收视人数最高的节目。小品的正能量效果，不应是创作的超重负荷，而是基本道德和首先顾及的因素。

      人们欣赏小品，如同品味美食，不说如何改良，找回尊重，找回从前的味道，有个热乎劲儿，便是美味佳肴了。没有自贬、没有歧视性语言就没有笑料吗？大错特错也。看一看许多前辈的作品，看一看多年前的作品，便可有个结论。单从娱乐角度说，即便运用了大量歧视性语言作为包袱笑料，也未必有娱乐的效果。相反，你说些二五眼的话，只有招人反感。就说这几年，许多小品、相声还是很有鼓舞意义的，但总体上说来观看效果、收视率收听率，跟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的作品确实耐看度不行，比如弄出几个青涩之人，缺乏基本功，只能傻傻地装酷，或者靠着不男不女的奇装异服和“爆炸头”来装点。有的作品从剧本到演绎，就算不上是高质量的小品，甚至还比不上平常的某些节目。有的大腕演员抱怨说：“如今没有好剧本了！”若是剧本不成样子，也真是难为了演员们。但问题不仅仅是剧本，也不仅仅是观众群体和口味的改变，广受诟病的春晚语言类节目，毛病在哪？布衣百姓们看出来一些端倪，艺术家们尤其是春晚的掌舵人难道还在发“苶”吗？谁给忽悠的？不能比我还“苶”，得好好“捋一捋”、改一改了，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嘛！

     总体上说，文中提到的几位演员，作品还是很棒的，相当逗乐的。苶里吧唧的就“捋”这些吧，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大哥，啥也不说了，缘分啊！”

 06/01/2018   TIANJIN,P.R.CHINA  

 这张珍贵照片，据杨少华回顾：当时拍摄时，为了尊重辈分，侯宝林等执意请马三立先生坐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