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了郑永年教授于2月20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文中所列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农村衰败、强人治村、村民自治权流于形式等，我深表赞同；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我却不敢苟同。

郑教授提到，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不过，所有这些权利仅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农村的现状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权。

农村中的“集体组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但是农民个体享受“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事实上，“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最大一项权利，就是农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权利的存在，使农民可以以零成本取得宅基地，并建造自己的房屋。这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另外，“集体组织成员权”并不妨碍农民求学、工作、迁徙。剥夺农民享受一篮子权利的实际上是户籍制度。

村民自治权流于形式这一点都不假。但是，如果要把农民的自治权利没有被实现，和农村的衰败现状画上等号，这未免太过牵强。很简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中国的大学应该是最衰败的一个场所，因为大家都知道“村长大家选，校长从天降”。再者，城市居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吗？再放大到全国，宪法规定的很多公民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也仅是文字上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农民的权利没有被实现，只是中国没有实行依法治国在农村地区的表现形式而已。脱离国家层面的公民权利的实现，农民的各种自治权利的实现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理，“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也只不过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地区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层的企业；城市的土地实际上也是政府及其主要管理者的土地。因此这也不是导致农村衰败的原因。

郑教授还说，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

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能否给农民带来实现权利的可能性，要分两种情况来说。第一种，宅基地使用权免费变为真正的所有权。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农民依靠“集体组织成员权”零成本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现在这个零成本的使用权变成了所有权，零成本真正拥有宅基地，权利当然实现了；第二种，农民出钱购买本来可以无偿使用的宅基地的所有权，这种情况下场景就不全是那么美好了。那些农村的有权有钱者甚至是地痞流氓，还有那些想要出售自己宅基地的农民的权利都可以实现，因为前者可以取得多处宅基地，而后者也可以将仅有的宅基地变现。但是那些不打算出售或者不能出售自己宅基地的普通农民，还要为此付出一笔钱。权利不仅没有实现，反而生活更加拮据。毫无疑问，这部分农民恰恰是农村中的大多数。

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即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能否给农民带来权利实现的可能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现阶段中国农村所能提供的公共资源极其短缺，生活极不方便，根本不可能吸引大批城市中产者进入农村，并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假设，有大量城市居民进入农村居住和生活，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人虽然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免遭农村强人侵害，但是他们并不能也不会阻止农村强人侵害普通农民的权利。

郑教授又说，人们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才可以引入有意义的变革，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要避免“单向流出性衰败”，就需要容许甚至鼓励城市居民流入农村，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市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的发生就不可能。

变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真的可以扭转农村衰败的趋势，并最终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从中寻找答案。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农村一直实行土地私有制。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当时的农村和城市一同繁荣了吗？显然没有。而且农村中有大量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对现实不满和绝望的人，他们期待变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充分了解并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数不清的苏维埃政权，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没过几年，又通过没收地主和富农阶级的土地，把原来的土地私有制变为延续至今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但是农村的衰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个马甲。可见土地制度本身并不是导致农村衰败的原因。而且土地制度的变革不会必然导致“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而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事实上，如果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并吸引他们在农村长期居住，那一定是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加美好，而不是相反。这样看来，“城乡之间实现双向流动”应该是农村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中国农村怎样才能避免衰败，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呢？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在农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提供优质公共资源，取消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农村人口留在农村，甚至吸引城市人口流入农村生活。同时国家应该加强法制建设，立法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并公正地实施这些法律。如果再辅以必要的土地制度改革，那中国农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