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之后，欧美现代民主制度曾经被渲染为“历史的终结”，是人类的最终归宿。曾几何时，西方民粹主义泛滥，开始影响主流政治。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是突出例子。

在德国等国，民粹主义也有长足进展。这不仅限于右翼，英国工党左倾化，及其对脱欧的暧昧态度，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时伯尼·桑德斯的号召力，都反映了左翼的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冲击下，西方现代社会制度面临很大的危机。

以我的看法，这一危机的重要根源，在于近百年来主导西方各国的“任人唯才”（meritocracy）精英选拔制度。这一现代名词的出现，是60年前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名著《能人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有贤能统治、精英管理等不同译名。通俗一点说，便是“凭本事吃饭”。虽然作为工党人士，杨以讽刺含义引进了这个名词，这一“唯才原则”其实代表了欧美贵族社会平民化的历史进步。

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仍然维持了贵族绅士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社会鸿沟。近年走红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上流世家把持了从伊顿、哈罗公学到牛津、剑桥大学的社会上升渠道。再如德国近代名人名字，常常带有“von”（往往译为万或冯）字，这是贵族家庭姓氏的特征。

美国虽然缺乏世袭贵族，可是相当长时期中，东北部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蓝血”世家，把持了上流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今天：纽约旧家族上流社交圈，一直把暴发户特朗普家族排除在外，造成特朗普本人的一种不安全自卑感，以及粗鄙的反精英心态。

欧美贵族政治的退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激发。直到鸦片战争后，英国才在著名的Northcote–Trevelyan调查报告刺激下，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开创了平民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这一凭成绩而不是家世出身的做法，逐渐得到其他欧洲国家仿效。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唯才原则”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理念，从政界渗透到商业和企业伦理。

唯才原则是个人能力决定社会地位。而个人能力大部分取决于智力。唯才原则长期实行之下，使得欧美社会出现了高教育精英与低教育群体之间的“智力分化”。欧美的公共教育普及，教育程度高低基本上取决于学生的智力水平。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型经济”的出现，智力和教育水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加速了低智力低教育群体的沉沦。《大西洋月刊》年前有篇专题报道，出于智力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把美国社会形容为一场“针对笨人的战争”。

如果像桑德斯所主张的那样，设法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改善低教育群体的地位。那么根据主持美国SAT（美国高考）的高校董事会调查，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美国高中生具有以成绩“良”完成大学学业的能力。对于智商不超过90的8000多万美国人而言，这更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教育竞争的强化，加剧教育水平与金钱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从婴幼时代的早期教育，到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无不与父母财富收入密切相关。再加上教育水平与婚姻稳定和健康习惯等社会行为高度相关，以及无可争议的智力遗传因素，使得欧美社会的智力分化不仅日益明显，而且成为代际传承现象。

我的观察便是西方民粹主义的高涨，很大程度代表了“笨人阶级”造反，是他们对知识精英控制上层社会，并以此世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抗。除了特朗普总统的低教育草根，另一个有力证据，便是《经济学人》周刊新近纪念“唯才原则”正式亮相60周年，指出英国75%的低教育人口支持脱欧，而同样比率的大学毕业生支持留在欧洲。

“笨人阶级”造反能取得何种成就，难以乐观。说到底，高智商精英日益掌控现代社会，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而“笨人阶级”的领袖，也都是别有居心的精英分子。但是这毕竟是通过民主制度的诉求，难以触发暴力革命。

对比中国名牌大学校园里农村和寒门子弟比率不断下降，以及其他社会上升渠道阻塞所引起的社会分化，最后通过何种方式宣泄，恐怕更令人担心。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