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北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中华红丝带基金、多家中国企业、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以及国内外的明星一起宣布了首次世界零歧视日。此后的每年3月1日，联合国都会呼吁“世界各地的每个人一起促进所有人都能享有充实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无论他们长相如何、来自何方、所爱何人。”去年世界零歧视日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指出：“歧视不仅仅伤害个别人，而是伤害所有的人。支持和拥护各种形式的多元化则会为所有人带来益处。”

除了联合国自身就有的支持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平等的使命以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如此关注歧视问题，是因为多年的研究显示，歧视不但会直接影响受歧视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而且会阻碍社会医疗服务和公共健康教育的进程。因此，歧视不仅是一个个人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歧视对预防艾滋病工作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去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副主任路易斯•洛雷斯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有人被歧视的地方就是艾滋病蔓延最快的地方。”比如，俄罗斯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一个科技和财政角度来看，有能力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但是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2015年俄罗斯的新增艾滋病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三位，只排在尼日利亚和南非之后。艾滋病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歧视和污名化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在俄罗斯的严重性。比如，因为俄罗斯政府对注射毒品使用者的排斥，拒绝提供美沙酮治疗、旧针换新针服务和咨询服务。俄罗斯政府担心鼓励“不道德”行为，因而抵制性教育，导致青年人使用安全套比率较低，甚至间接导致“艾滋病不存在”的谣言泛滥。有些人以为艾滋病只是制企业为了销售药物而制造的迷思。

另外，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在俄罗斯和其他的东欧国家也很严重，这也给预防艾滋病工作带来了困难。2015年，来自德国、瑞士、挪威、美国、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研究所和政府部门的研究者在38个欧洲国家进行的超过18万人参与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同性恋歧视较高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男男性行为者会有“更大概率的危险性行为，未满足的预防需求，不使用检测服务，以及在检测服务中拒绝讨论他们的性向等问题。”社会压力让男性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难以获取正确信息，甚至害怕检测会被医务员工嘲笑，或者泄露他们的隐私信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信息一览表，2010年–2016年东欧和中亚地区新增艾滋病携带者上升了60%。

在美国，歧视问题也正在加剧艾滋病的蔓延。一方面，美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民间机构预防艾滋病工作活跃，在法律上LGBT社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从2010年到2014年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携带者减少10%左右。但是在一些最弱势群体中每年艾滋病感染增长率还在上升。尤其在美国比较保守的南方，非裔男性性少数群体面临着种族和性取向的双重歧视。在社会污名和压力下他们面临和俄罗斯的男性性少数群体一样的问题：得不到信息、支持、和医疗服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2016年的估计，如果按现在的感染率继续下去，将来一半的美国非裔男性性少数者会在他们的一生中某个阶段得上艾滋病。尽管如此，特朗普上任后却建议大幅度地减少政府预防艾滋病预算，并且解散了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还反对保护LGBT社群的法律和政策。因为怕特朗普会反对，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在项目预算申请建议书把“多元”、“弱势群体”等词语删除了。如果特朗普继续忽视预防艾滋病工作并鼓励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污名，那么美国很容易倒退，将会面临艾滋病爆发的风险。

相比较而言，中国疾控中心越来越关注歧视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危害。2017年，来自总部和六个省的疾控中心的研究指出：“最重要的是认识到HIV预防干预不仅限于安全套和HIV检测的使用推广等措施，也要包括处理污名化同性恋群体的问题。” 在实践层面，中国疾控中心也与男同性恋机构和男同社交软件公司Blued一起进行了很多教育、检测、和研究等项目。虽然如此，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防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各地的艾滋病歧视现象层出不穷，而公共卫生部门出现的歧视尤其令人担忧。2017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对本院的361青年医务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对同性性行为持反对态度者占87%；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疾控中心让当地学校贴在宣传栏 “理性择友，对Gay说‘NO!’”的海报。歧视行为如此常见，充分说明给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进行性别多元化和反歧视培训的必要性。此外，中国法律中虽有反歧视的条款，对艾滋病歧视更是出台了专门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实施方面效果不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成本很高，成功率低，即便成功获得的赔偿也与损害不成比例。反歧视法虽然并不能完全消除歧视现象，但是制定更有效的法律并加强实施还是可以起到很好的社会倡导作用，并有助于减少歧视，更好的保护少数群体的权益。

世卫组织

黑死病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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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个人来说，歧视首先会影响受歧视者的身心健康，尤其是未成年人和年轻人。对LGBT社群的歧视和污名化导致LGBT社群的抑郁、焦虑、自杀意图的概率要高出非LGBT人群几倍。同时，研究也显示支持和保护LGBT社群的法律和政策是有积极作用的。2013–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发现有些学区因为有支持性少数学生的政策和资源，学区内高中性少数学生自杀意图的概率会显著地低于没有支持性政策和资源的学区。支持性的政策和资源包括明确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欺凌和歧视的规定，以及支持同性恋与异性恋联盟的学生社团等措施。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关于婚姻平权、支持跨性别政策等宽容的社会环境都有利于公共健康。

我们已经谈到法律和政策，就不得不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家长对待LGBT孩子的态度十分关键。连在分子生物学上也能看到家长态度的重要性，2014年的研究显示，性少数的年轻人，如果家长对LGBT持支持态度，当他们面临压力时，身体里的可的松（即我们身体里的“压力荷尔蒙”）水平会明显低于那些家长对LGBT持不支持态度的性少数年轻人的水平。为了帮助LGBT孩子的家长，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学习机会。国内民间机构同性恋亲友会的家长教家长的同伴教育方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世界零歧视日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反思每个人、每个学校、每个医院和每个工作场所如何行动以消除歧视，并让我们的世界更健康。这些行动不一定需要高科技或昂贵的物质成本，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凝聚这样一个共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支持你。”

（注：陆海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秘书长、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主持专家。Darius Longarino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人大-耶鲁法学院LGBTI平等就业合作项目组成员，推特是https://twitter.com/DariusLongarino。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